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谈这一次，再也不说了，就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之后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发挥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气，告诫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后来又要我拒绝诱惑，都是着眼于我的长远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我沉潜下来练内功。大侠之所以为大侠，就是他有定力，认准一个目标，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心无旁骜地练好内功。功练好了，气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后发制人”。

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准备了18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导，又准备了7年，直到l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7年里，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还是硬撑过来了。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说做了25年的准备，练了25年的内功，然后从1985年开始独立发功，一直发到现在，也只是发了20年。准备25年，发挥20年，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摘自《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一文，该文刊于《大学人文（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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