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

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

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

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

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

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

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

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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