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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也旷:被误解的契诃夫
作者:朱也旷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5

伟大的作家通常是在不断的误解中被人逐渐理解的,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位作家。需要指出的是,对契诃夫的误解还具有某种反复性和戏剧性。他的《海鸥》在圣彼得堡的一家颇有声誉的剧院首演时遭到了失败。在场的人一致同意,在俄罗斯的舞台上,还从没有见过如此惨重的失败。“他为什么不满足于写点小说呢?”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的确,那时侯他的小说是很有名气的。

两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次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贺电和贺信像雪片般飞到了契诃夫的隐居地雅尔塔。一种新的表演方法,一种新的戏剧通过了考验。他的《海鸥》,以及随后几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达到了这样的成就:要求人们重新定义现实主义的高度,同时也使易卜生的观点显得陈旧了(JL.斯泰恩语)。

布宁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要是没有《姚尼奇》,没有《农民》,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谁知道他的声誉会怎样呢!

有趣的是,契诃夫的戏剧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复:起初被普遍认为不值得一谈,后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读安东·契诃夫的小说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在一个悒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切都是奇怪地孤寂的,静止的,无力的……作者的心灵跟秋天的太阳一样,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踏坏了的道路,曲折的街道,窄小龌龊的房屋,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给倦怠和懒惰闷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的房间里充满了使人打瞌睡的胡乱的骚动声。”

这段话摘自高尔基的回忆文章中。高尔基在这幅由他本人画的“油画”中还添加了几个人物,如外号叫“宝贝儿”的奥莲卡,《三姐妹》中的大姐,《樱桃园》中的一两个人物等。

但这是契诃夫的局部,是高尔基所理解的那部分契诃夫。当奥丽雅老是用背书的腔调劝告利沃芙娜时(《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契诃夫给人的印象也许是静止的,但在许多时候,画面却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的流动是显而易见的,它甚至会使人觉得,有什么东西就要跃出二维的表面。

“没有人像安东·契诃夫那样透彻地、敏锐地了解生活琐碎卑微的悲剧性,在他以前还从没有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毫无生气的混乱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高尔基说。

但这是高尔基所理解的那部分契诃夫,他把这个局部契诃夫用到了他自己的作品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他按照生活“毫无生气的混乱样子”,为我们“极其真实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俄国,那个时代的底层社会。在高尔基的画面中,有踏坏的道路,龌龊的房屋,有使读者的心为之抽紧的那种悲惨,但不会有悲剧的利箭突然冲我们的前额射来。这是他们两人的差别,其相距之远,犹如天壤。据安德列·别雷的看法,在修辞与文体方面,他们之间亦有天壤之别。

有证据表明,契诃夫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或者说,中国对契诃夫的研究还很不够。

——契诃夫是谁?是哪个写过死了儿子的马车夫的作家吗?

——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创新,不断地创新,为什么要去翻陈谷子烂芝麻呢?

——为什么要谈论那个死了近一百年的俄国人呢?卡佛岂不离我们更近!

一些有锐气的且喜欢俄罗斯文学的青年思想家则忙不迭地向索尔仁尼琴、弗拉基莫夫等人致敬,当然也不会顾及这位极端谦虚、喜欢把思想悄悄地藏起来的作家了。有人请他分析《海鸥》中的作家是哪种类型的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穿花格裤子。”这就是契诃夫表达思想的方式。

自五十年代起,我们把“批判现实主义”的外衣套到了契诃夫身上,且把离脖子最近的那粒政治风纪扣扣得紧而又紧,这自然妨碍我们对他的理解;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又被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乔伊斯等“斯”挤到了角落里。

在茅盾、巴金、曹禺那里,契诃夫占据着很高的位置,可惜他们形诸文字并留存至今的只有片言只语。

在《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半地下室里,头发花白、德高望重的女作家张洁不止一次地谈起过她对契诃夫小说的喜爱;也正是张洁,为使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而奔走呼吁了很长时间(骆宾基是谁?)。

 “我们的细节在人家那里成了情节,”一位有眼力的编辑告诉我。假如他所说的基本属实,那么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既然筛子的孔眼比人家的大许多,自然,契诃夫或契诃夫中的伟大部分就极容易被漏掉。这位编辑的后半句话是,“我们的情节在人家那里则是整个故事本身。”

在契诃夫诞辰一百周年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的文学界也会为他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德高望重的学者们会号召中国作家向这位大师学习。学什么呢?学精炼的语言,高度的概括力,对社会痼疾及庸俗现实的批判(“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对软弱自私的知识分子的讽刺等等。可是,要学精炼的语言,实在没有必要非得跟契诃夫学,我们可以学《三国演义》,学司马迁;至于高度的概括力,远的可以学葛朗台,近的可以学高大全;而对社会痼疾的批判讽刺等等,似乎也并无多大的必要。

可是高尔基在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时,却向他学得很好。包括卡佛在内的一些简约派作家则公开向他致敬。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契诃夫的影子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小说集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被认为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弗吉尼亚·吴尔夫认为,“对现代英国小说哪怕进行最初步的评论,也不免要提及俄国人的影响,而只要一提俄国人,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到:写文章谈小说,若撇开他们的作品,那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前苏联作家楚科夫斯基在评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在晚年时曾因“发现”了契诃夫而热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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