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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全面理解契诃夫
作者:李建军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5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的情绪。……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94页,三联书店,1995年)他还准确而骄傲地指出:“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俄罗斯文学带有宗教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同前,第80页)

显然,契诃夫身上并没有其他俄罗斯作家那样的很强的宗教气质。托尔斯泰认为:“纯粹就艺术而言,契诃夫比他有才气。但契诃夫写作没有宗教精神,不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20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从这一点上看,他甚至是反俄罗斯的:如果说别的俄罗斯大师都抬头仰望星空,更关心如何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叙述灵魂的罪孽与拯救,那么,他则低了头望着大地,深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草原、河流,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夜鹰和鸫鸟的啼叫。平民的出身和早年的不幸,使他更关心的是世俗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生活中的残缺和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性中的庸俗和丑陋的一面,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多以身边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生世相作为写作的资料,但却能赋予它们以丰富的诗意和人情味。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的教养和气质,所以,虽然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大师那样站在上帝之国俯视人间的苦难,但是,他仍然“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在精神上仍然具有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作家最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关心“生活的意义”,“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致力于生活的改善”, “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同样,面对残缺和问题,契诃夫也向人们提出“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一类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多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假如想了解这一点,你只须读读他的短小精悍的《我们的行乞现象》就够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契诃夫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缺乏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因此,在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那样的著作中,你很难找到契诃夫的名字。当然,这与他过早去世有极大的关系。四十四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确实太早了,——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年纪。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爱伦堡才怀着高度的敬意和沉重的惋惜替他辩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在重病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始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第1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没有拯救世人的宗教家的痛苦,没有洞明世事的哲学家的激情,年轻气盛的契诃夫便将“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必须在“艺术家”和“专家”之间画出一条明晰的界限。他在18881027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艺术家呢,应当只评断他自己懂得的事;他的圈子跟其他每个专家一样的有限制,这是我一再说过而且永远这样主张的。……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准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

契诃夫是诚实的,他确实只写了自己“懂得的事”。他以尖锐但又不乏同情、冷静但又不乏诗意的方式叙写人物的灵魂——写他们的悲哀和卑微,写他们的愚騃和粗俗。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这些小说总是向我们揭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诚的东西。某个妇女陷入了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某个男人由于他的不人道的环境条件而堕落了。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些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第2442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她说,“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灵魂是细腻微妙的,容易被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愠怒所左右”。(同前,第246页)其实,她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契诃夫所写的虽然是纯粹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小人物”的“灵魂”,虽然比其他俄罗斯大师笔下的“灵魂”具有更多的世俗色彩,但也似乎更贴近大地,更令人觉得熟悉和亲切,——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谦逊的契诃夫在另一个向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在心情态度上的内在构成。

不仅如此,契诃夫在提高小说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水平方面,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英国小说家毛姆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在最好的评论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已经把所有的小说家都挤到一边去了。赞赏他,是你有鉴赏力的证明;不喜欢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庸人俗子。他的小说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毛姆随想录》,第1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说的没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是达到完美境界的“正典”(Canon),而包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经验,则意味着启发人们如何正确地写作的方法和奥秘。

那么,契诃夫的小说在技巧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新鲜而完美的经验呢?它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修辞经验和写作策略:赋予简洁的语言形式与朴素的叙述方式以神奇的力量,努力让人物在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生活场景里,显示自己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让读者通过客观的形象和画面与人物相遇,既感受到丰富的诗意情调,又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态度;同时,在他的小说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发挥着巨大而丰富的修辞功能。爱伦堡高度评价契诃夫的“全新”的写作技巧:“他不是在证实什么,甚至也不在讲述,只是让你看。他把中篇小说从冗长的开场白、说明性的尾声、主人公外形的详尽描写,以及必不可少的经历叙述中解脱出来。……他的描写,用语简练,是和他的处世态度有关,他不希望表现象征的世界,而是要写现实的世界。”(《捍卫人的价值》,第108页);契诃夫也用比喻,但是他的比喻不是那种炫奇弄巧、过于聪明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曲喻”,每每显得出人意料、跨越度很大,像钱钟书的比喻),而是一种朴实的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的比喻(这种比喻,我称之为“直喻”)。爱伦堡称契诃夫的比喻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比喻”。他还极其精彩地比较了契诃夫式的比喻描写与屠格涅夫式的比喻描写的不同:“譬如闪电,他写到:‘有人似乎在左边的天空划了一根火柴。’(屠格涅夫写雷雨便是另一种样子:‘……天空上不断闪烁不太明亮的长长的带着分杈的闪电,说闪烁,不如说颤动,尤像一只将死的鸟扑腾翅膀。’)安东•巴夫洛维奇有一次说,对于海的最好形容,是他从小学生作文本里找到这么一句:‘海很大。’”(同前,第109页)是的,在简单和朴素里追求丰沛的诗意,这就是契诃夫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经验。189913,契诃夫曾从雅尔达写信对给高尔基,批评他缺乏“节制”和“优雅”:“人花费最少的活动量而做到某种明确的动作,那就是优雅。可是您却使人感到花费得太多了。……风景描写是有力量的;您是真正的风景画家。可是您常把风景比做人(拟人化),例如海呼吸,天空瞧着,草原安然自得,大自然低语、说话、发愁等,这类用语使得描写有点单调,有时候显着太甜,有时候却又含糊不清;风景描写的鲜明和显豁只有靠了朴素才能达到,像‘太阳落下去’、‘天黑下来’、‘下雨了’这类朴素的句子就是。这种朴素是您本来就有的,而且达到了强烈有力的地步,这在别的任何小说家那里却是少有的。”(《契诃夫论文学》,第267268页)是的,在朴素、简单的形式里体现出优雅而丰富的美,这就是契诃夫小说技巧和经验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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