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真正懂得萧红。以为不过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先锋思潮，而未必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出众的才华。读大学的时候，阅读了《生死场》，甚至从心里生出厌恶的感觉，那种人像动物一样盲目的生死，使我感到窒息。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她创作伊始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表现惨烈的阶级压迫的同时，单刀直入地切入了生殖和死亡的主题。并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个母题。这样高的起点，使她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

　　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地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爆炒。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资料出入极大，经过反复查考，仍然难辨真伪，只能存疑。

　　萧红无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廷举（字选三）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升学深造，她和家庭爆发了一次冲突，最终获得了胜利。进入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之后，受到左翼教师的影响，接触了新文学，思想进一步解放，导致了和父亲鲜明的思想分歧，最终成为叛逆的贰臣逆子。在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萧红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或者说文化性的精神异常。精神的极度压抑与病痛，加上孤独的处境，都使她在追问自己来历的时候产生幻觉。她与父亲决绝到在街上相遇而形同路人，她父亲在修家谱的时候开除她的族籍，则确凿地说明她叛逆的坚定选择。她宁可在饥寒交迫中流浪，也不愿意接受和自己站在两极的父亲的豢养。她与父亲决裂的基本契机是婚姻，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她的父亲要把她像礼品一样，许配给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这激起了萧红的反抗情绪。

　　在中学求学期间，由于社交的相对自由，萧红的眼界大大的开阔，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其中，她和表哥（认的干亲并无血缘关系）陆宗舜之间有明确的恋爱关系，已有许多资料证明了这一点。萧红在初中毕业的前夕，随同陆宗舜来到北京，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而她和李洁吾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比较微妙，铁峰先生在他的《萧红传》中，坚持说是恋爱关系。而据李洁吾本人回忆，则强调是友谊。但他回忆时痛苦的程度，也说明未必不包含爱恋的成分。另一个旁证，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是和一个李姓青年到北京，后来发现他是有家室的而毅然离去。萧红的这一自述，同样是在极度病痛与孤独的处境中产生的想象，加上战争的惊吓，她的精神处于病态的亢奋之中。这种说法的延展，则使不少人断定李姓青年就是李洁吾。直到80年代，萧军之女萧耘找到李洁吾之后才被推翻。但萧红和李洁吾的关系显然要比一般的友谊更深一些。

　　萧红在落难东兴旅馆的时候，和哈尔滨的许多左翼文化青年都有来往，有的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比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是方未艾（笔名琳郎）。萧红对他有明显的爱恋，一再写诗相赠，打电话约他到旅馆恳谈。方未艾也常去看她，带她去吃小饭馆，送她一些小东西。但包括方未艾在内的所有文学青年，对人生都还抱着完美的理想，不可能接受临盆在即的萧红。只有萧军是已婚的。方未艾也因为她与萧军明确了关系，怕引起朋友之间的误会而有意识地疏远。

　　萧红的生平中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疑点。首先是她的未婚夫的下落，几十年来杳无音信，而且整个王氏家族都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而关于其父王廷兰的说法更是南辕北辙。有说其去世时，萧红曾去奔丧，获婆家２００大洋的赏钱。如是则他应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九一八”之后，为马占山派遣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被日本特务逮捕，装在麻袋里从楼上推下来以身殉国。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则其子王恩甲也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而且至今下落不明，就很难断言他是有意玩弄萧红。

　　其二，是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回到东北之后，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她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李洁吾曾一再追问，她都不肯回答。时下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她劝阻伯父增加地租，遭到毒打之后被关在小屋里准备处死。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萧红的侄子张抗最早提出这种说法，并且说萧红离开阿城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旧蓝布衫。但据李洁吾回忆，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穿着昂贵的貂皮大衣，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铁峰先生则认为萧红到哈尔滨之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王恩甲与其同居，后来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俗而偷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圆满，但缺少第一手资料的佐证。

　　其三，则是她和萧军的孩子。许多年表和传记中都断言，萧红产下的是一死婴。梅志先生在80年代回忆萧红的文章《爱的悲剧》一文中，委婉地透露出一点信息：“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

　　除此之外，萧红在香港求医的经过，萧红骨灰的下落等，都是她人生之旅中的难解之谜。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萧红一生艰难跋涉的足迹。这不仅是作为女人的一般不幸，也是一个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萧红很年轻就进入左翼文艺阵营，受到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爱。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她的不幸命运，她逃脱了父亲的专制统治，进入左翼文艺阵营之后，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男权文化的压迫。她关于自己身世的两次呓语，都最好地说明了女性的这种宿命。她的一生都在逃亡，逃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但最终仍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所遇不淑，她的逃亡均以失败告终。但这悲剧的经历，成就了她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基础，使人们无论怎样感叹她的悲惨命运，都不能简单地把她归入弱女子的行列。她在她的时代，挣扎过，探索过。她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勇士，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部觉醒女性的奋斗史。

（季红真著《萧红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