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前两个月吧，一位相识者去东北参加纪念萧红的会，回到北京，曾给我来信，要我谈谈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探索一下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奥秘”，这确实不是我的学力所能完卷的。不过，我总记着这件事。近日稍闲，从一位同志那里借来一册《萧红文选》，一边读着，一边记下自己的感触。

　　此书后面附有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对于萧红，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序，可叹观止。

　　对于萧红的作品，鲁迅是这样说的：

　　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的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茅盾对萧红的作品，是这样说的：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人们常把萧红和鲁迅联系起来，这是对的。鲁迅对于她，有过很大的帮助。但不能像现在有人理解的：“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

　　我现在读着萧红的作品，就常常看到和想到，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其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

　　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则从1929年开始。此时，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曹靖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创作经验，注意技巧，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只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感人更深，对革命也更有益。在我国，1930年以后，经过鲁迅和太阳社的论战，文艺创作也渐渐走上踏实的、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不久，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杂志，进一步又介绍了普希金以下国外现实主义的古典著作，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青年的视野，并有了营养丰富食品。萧红的作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当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

　　“五四”以来，中国的女作家，在文坛之上，一呈身形，而立即被广大青年群起膜拜于裙下者，厥有三人：冰心、丁玲、萧红。当然，这与其说是追慕女作家，不如说是追慕进步思想，追慕革命。冰心崛起京华，乃“五四”启蒙运动的产物；丁玲崛起湖南，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萧红崛起哈尔滨，乃东北沦陷、民族危难深重时期的产物。时代变革之时，总是要产生它的歌手的。多难兴邦，济济多士。伟大的时代，在暴风雨中，产生海燕之歌，产生伟大的作家。太平盛世，多靡靡之音。这是文学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人为的、祸国殃民的所谓“革命”，是不会也不能陶铸出它自己的“作家”来的，有之，则将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我读着萧红写于三十年代之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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