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辈是在拜读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才决然惊动先生之安息的，实因如鲠在喉，不得不吐。

    应该说，传记颇得先生之神韵，作者亦有此自信，且太想将心得披露于众，故不时告诫读者须用文化史眼光来瞻仰先生，这就将先生鲜活而凝重的忧魂，过早地嵌入史碑而转为线条粗硬的浮雕。传记是要讲“间离效果”的，若过分了，太布莱希特化了，又不免隔了读者与传主的微妙神交。后辈是更愿期待先生由人挽着，一袭唐装长袍，从康乐园的那幢红砖小楼缓缓走出，沿着白色水泥路，悄悄地，蹒跚地映入读者的视野，愈逼愈近且大，最后定格：手镇拐杖，壁立千仞，虽失明“膑足”，仍傲骨凛然，非岁寒松柏不能望其项背，唯汉白玉才配塑其风神。

    后辈学浅，也仅仅是在读王国维时初识先生之大名的。那是在80年代末，后辈想写一本论王国维美学的书，幸而撞见先生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的那块铭文。时隔10年，而今再晤，竟另有一番滋味如下。一、先生碑文倡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实是将乾嘉学风所孕育、后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思辨洗炼过的现代学统，提纯为简约明澈之“八字方针”，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傲，魂灵才得以发扬。这是一个学人所以为学人的风范之所在，借先生之名言：“士之读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掘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故“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也因此，二、窃以为与其说先生碑文是对王国维文化人格之精确鉴定，不如说先生欲借此昭示后世学人明白何谓学统。

    先生的命运悲剧并不自“文革”始，其实早在写《论再生缘》时便初见端倪了。不妨比较在《再生缘》研究一案，先生与郭沫若的悬殊境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先生《论再生缘》后，才对此弹词心血来潮的，结果接连在《光明日报》(从1961年5月4日至l0月22日)6次撰文考证作品及其作者，一时蔚然而成国内学术热点，相反，先生早在1954年春便脱稿的《论再生缘》倒被晾在遗忘的角落，后章士钊将此名著携带出境刊行，校方却又严厉追查此事之脉络，校内一些可能接触该文的人均遭审查。世态炎凉，不啻天壤。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无怪先生早就预言自编文集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后到l980年付梓，离先生故世10余年矣)；并早就像地下党似的让妻、女、助手将著述、诗稿复写多套，“坚壁清野”，以防不测而佚散；且最后将名山事业郑重地托付给忠厚门生：“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一个堂堂正正地为学术生、为学术死的一代宗师，竟被逼得像“草间偷活”，罪过啊……

    先生，面对世道之不公，您老是不幸的，但又极坦荡，以史学家特有的慧眼穿透红尘，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应说先生是有精神准备的。早在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时，先生便有如下箴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亦即“此文化精神的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与文化“共命而同尽”——这与其说漂亮地破译了王国维自沉的灵魂密码，毋宁说响亮地喊出了先生终身为之不屈不挠、不渝不悔的学术人格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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