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与回忆的机制相关联的，是诗化小说中的儿童视角。

《桥》、《呼兰河传》、《幼年》等小说都涉及了儿童视角的命题。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

儿童视角的运用，有时会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譬如汪曾祺曾这样谈到《桥》中的《万寿宫》一节：“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竞争，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注：汪曾祺《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天真的美”与废名借助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是分不开的。而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当成年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往事的缅想之中的时候，小说的儿童视角呈现给我们一种令人震惊的儿童所固有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萧红笔下童年之“我”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所展示的儿童情趣几乎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浸染，从而使《呼兰河传》中的儿童世界表现出具有普泛的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原初体验，并构成小说中最具有生命和美学认知价值的一部分。

儿童视角所独具的认知与美感价值是一个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诗学问题，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诗化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却并非单纯的儿童视角，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幼年》，都是成年人回溯往事的童年回忆体小说，其叙事视角均由一个在场或不在场的成年叙事者构成。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童年往事是在成年叙事者的追记过程中呈示的，这就使文本中的儿童视角成为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回溯性叙事在叙述层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或隐或显的成年叙事者的声音。尽管这个成年叙事者并不一定在小说中直接露面，但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必然要控制和干预他所回忆的往事。这意味着笼罩在回溯性的叙事框架中的儿童视角其实是一种悖谬性的存在，就是说它不过是成年叙事者所拟设的。我们的困难在于无法确凿地判定究竟哪些是出自儿童本真的感受与观察，哪些更明显带有成年叙事者当下的干预的痕迹。这涉及了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在诗学上的一个基本性难题。毕竟是回忆者在回忆，这就是回溯叙事的当下性特征。叙事者的回忆在叙事层面指向的是过去的儿童天地，而在本质上则指向“此在”。回溯性叙事中再纯粹的儿童视角也无法彻底屏弃成人经验与判断的渗入。回溯的姿态本身已经先在地预示了成年世界超越审视的存在。尽管儿时的记忆在细部上可以是充满童趣的，真切的，原生的，但由于成年叙事者的存在以及叙述的当下性，决定了儿童视角是一种有限度的视角，它的自足性只能是相对的。纯粹的儿童视角或许像保罗·瓦雷里界定“纯诗”那样，只是一个虚拟化的理想存在状态。只要存在成人世界与儿童所象征的“蒙昧”世界之间的价值分裂，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合一。

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的丰富的诗学蕴涵正表现在这里，即在叙事者当下的时空与过去的时空中存在着一个时间跨度，诸多韵味都生成于这个跨度之中。由此，“时间性”被引入到回溯性叙事的情境之中，叙事的流程变为“根据现在的蕴涵而重新打开时间的一种努力”（注：梅洛—庞蒂《眼与心》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在时间流的两端连结着当下与过去，从而关于童年的讲述便构成了遥指当下的讲述。它最终暗含了两个时空两种生存遭遇的参照，是两个世界在互相诠释，最终凸现的是人存在于时间中的永恒境遇。我们的论题也由此可能超越小说的叙事维度，进入对人类普遍性的回忆行为中固有的生命与审美机制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本身潜藏着值得发掘的理论生成性，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

回过头再看《呼兰河传》，小说也同样在总体上贯穿着一个成年叙事者，正是这个叙事者为小说设定了一个看似更重大的主题，即为一个代表着老中国的乡土生存形态的小城在文化学、民俗学乃至人类学层面立传。这一预期的主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从叙事学意义上考察，小说的回溯性叙事却预示着一个更深层的母题的生成，即回忆中固有的生命与存在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呼兰河传》堪与奠定了回忆美学的大师的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相比。从《呼兰河传》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过去的生命境遇如何向此在生成，现时态的生存如何在战争年代依靠向往昔的回溯而获得一种真正的支撑，一个柔弱的女性如何借助童年的记忆在与生存的虚无抗争。在这个意义上，童年往事不再是一个只滞留在过去的时空中不与当下发生关联的自足的世界，回忆本身照亮了过去，使个体生命的发源地显得如此眩目，并进而使过去的生命融入“此在”而获得一种连续性。所谓“生命的流程”的字眼儿从而超越了其比喻性内涵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生存的本体性。《呼兰河传》由此讲述了一个生命本身的故事，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及人类集体性的大记忆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小说的儿童视角在呈示儿童世界的单纯的美感之外汇入了“回忆”这一更大的诗学范畴。它讲述的是永恒的关于复乐园与失乐园的故事。

以上的分析启示我们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不仅仅是纯叙事学专门解决的课题，它更是一个诗学的问题。而儿童视角的运用程度也不完全取决于作者对这一视角的自觉程度，有时则受制于小说的主题策略。骆宾基的《幼年》比较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这是一部更耐分析的文本。之所以更耐分析，并不由于它艺术上的完满，而更由于它叙述上的缝隙。与《呼兰河传》相似，作为大部头系列小说“姜步畏家史”的第一部的《幼年》试图以儿童视角涵容长篇小说所可能拥有的地域民俗与社会历史容量，以儿童有限的经历和视域以及单纯的思维能力去再现尽可能广阔而复杂的外部世界，以个体的童年成长史去展示“家史”。这种相对宏大的追求显然是儿童视角所不可能完全胜任的。因此，小说的叙事便呈现出内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时时以成年叙事者分析性的语言和判断去弥补童年理解力之不足，不断让叙事者的声音穿越当下与童年的时空。但相对于《呼兰河传》，《幼年》在叙事调子上却更为统一。如果说《呼兰河传》的结构是三种叙事形态的并置（即前两章对小城的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呈现；接下来的“我”与祖父的故事；结尾部分讲述小团圆媳妇和有二伯等他者的故事），而《幼年》中叙事者回忆的调子则一以贯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贯穿性的回忆的姿态和语调甚至比回忆中的对象和内容更为生动鲜明，读者可以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叙事者是如何带着一种深深的眷恋和柔情沉浸在往昔的追怀之中。而《幼年》的诗学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回溯性的叙事：虽然小说力图把握更为壮阔的历史与社会图景，但这种图景的呈现方式却是片断式的。正如叙事者交代的那样：“我在这里只能把记忆中最清楚的一片断一片断联系起来。”这是对小说叙事方式的总体提示，这种片断的连缀显然受制于回溯性叙事中的童年视角的非连贯性，受制于回溯性叙事本身的固有的机制：以记忆中的碎片去弥漫和填充整体。这是一种片断式的美学，它吻合着人类记忆的方式，并在客观上以一个孩童的无法纳入人类理性正史的边缘记忆去替代决定论式的有确定因果机制的编年史记忆。于是我们最终发现，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观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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