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

与叔本华相似，王国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真正开始背离中国哲学传统而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在王国维之前，虽然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但他们大都着重于政治制度方面，并非对学术有“固有之兴味”，而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即使严复所介绍的英国功利主义经验论，也仍未摆脱“中体西用”的传统模式。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的出发点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6](P37)。这一动机无疑更接近哲学本身，从而使得王国维对西方思想的引进虽然不如以上诸人在当时影响大（“占一时之势力”），但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王国维在20世纪初既积极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哲学传统进行反思批判。他曾自述其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康德”[6](P37)。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国维一开始是通过叔本华才得以理解康德的，但他后来又是通过康德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批判和摆脱叔本华的。例如，王国维批评叔本华的解脱：“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6](P37)，“然叔氏之说，徒引经据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10](P67)。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批判也贯穿了康德哲学的这种理性精神。他否定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长期争论，认为它们都并非先天范畴，在经验上必然相互矛盾，因而超出了认识的范围。否定性善论与性恶论，也就动摇了以此为基础的“圣人”观念。王国维批评荀子：“其最显著者，区别人与圣人为二也。且夫圣人独非人也欤哉！常人待圣人出礼义兴，而后出于治，合于善；则夫最初之圣人，即制作礼义者，又安所待欤？”[10](P10)这种追根溯源的精神与康德用理性批评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观念是相一致的。王国维指出，“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6](P45)。他正是以这种“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从而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顾颉刚认为“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所以我们单看静安先生的形状，他确是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他却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2](P132)。王国维看到了中国缺乏康德那种理性精神是由于缺乏西方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学传统所导致的。“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10](P106)。王国维从理性出发对中国哲学的批判起到了一种将中国从其人本主义的狭窄视野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他在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所倡导的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和对纯粹客观知识的追求，正是后来五四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全面反思批判中国哲学传统的先声。 除了康德的理性之外，王国维还吸取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这使他看到了中国儒家传统乐观主义的性质：“我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10](P58)这种乐观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反省和自觉的表现，其消极的影响在于造成一种沉沦麻木的精神状态。正是出于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批判，王国维才推崇《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0](P159)。王国维的这一批判预示了稍后鲁迅吸收尼采哲学的精神对中国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鲁迅所描述的阿Q精神胜利法及阿Q“大团圆”的结局正是对麻木的国人的当头棒喝。王国维和鲁迅都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力图“从负面参透人生”，而与中国孔子只问生不问死的传统相对立。正像叔本华和尼采一样，王国维和鲁迅也只是由于能够“直面人生”才得以成为传统旧文化的背叛者和现代新文化的开创者。

然而，与叔本华相似，王国维也并没有因为在哲学上转向西方而完全抛弃中国的哲学传统，而是表现出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这首先体现在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并不是全盘承受，而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和批判。王国维在接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同时否定了其中所蕴涵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因素。如他认为关于理性是独立自由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其所谓的自由其实仍是不自由的。同样，王国维批评叔本华的解脱观念：“叔本华曰：‘吾人之根本，生活之欲也’，然所谓拒绝生活之欲者，又何自来欤？古今之论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10](P8)他并没有看到，更无法接受叔本华所谓解脱来自“天惠之功”的说法。这些其实都反映出王国维并不能接受康德和叔本华背后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取舍终使王国维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接受康德的理性而拒绝其基督教信仰，最终会导致对理性的否定，因为康德的理性最后是以上帝的必然存在为前提的；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拒绝其解脱观念，将会使悲观主义走向绝路，因为叔本华的解脱正是对其悲观主义的解毒剂。这就是说，没有信仰作依凭的理性和没有解脱作安慰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王国维接受康德的理性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使他背离了中国人本主义传统的核心，但他拒绝康德和叔本华从基督教而来的“彼岸世界”又使他缺乏西方思想的根基，这就使得王国维不得不陷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徘徊。这在他的诗中有着形象的揭示：“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11](P606)王国维后来向传统的回归及其最后的自沉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

其次，王国维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而是有所继承甚至强调。他在把经典历史化，圣贤人化的同时又把历史价值化，人天才化了。王国维不愿看到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解脱并由此完全转变到个人的立场上来。与叔本华从肯定意志批判基督教到否定意志以回到基督教相似，王国维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反对中国的传统到后期向中国的传统回归的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他早期推崇西方哲学到后期排斥西方哲学）。导致他的这一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的立足点的转变中找到。前期王国维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学习西方哲学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的更新，“余谓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学问之事，本无中西”[11](P415)。这使他不仅超越了当时的“中体西用论”，同时也避免了后来的西化派的偏颇。后期王国维则忧虑中国的传统被西方思想破坏造成的结果：“今混混然输入中国者，非泰西物质之文明乎？……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12](P38)这种忧虑使他将中西对立了起来：“臣窃观自三代至于今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新旧之争，更数十年未有己，国是淆乱，无所是从。”[13](P538)这与他前期批评张之洞等人把西方哲学视为致乱之源，而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哲学正相对立。一般认为王国维前后的思想转变是一种倒退，却没有注意到王国维后期所关心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甚至同其前期一样具有某种预见性。后来辛亥革命的西化实验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 王国维前期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后来的西化派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王国维后期批判西方哲学，重新回到中国儒家人本主义传统，这可以被视为后来新儒家的先声。因此，从总体上看，王国维在哲学上并非单纯立足于西方或东方，而是企图将东西方哲学融会起来，开辟出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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