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叔本华和王国维分别处于西方和中国的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既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受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加以融会的特点。在西方，叔本华被认为是“直到今天真正精通东方思想并使之与自己的著作联系起来的惟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1](P15)。

在中国，王国维则受到这样的称赞：“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2](P82)。可见，叔本华和王国维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分别在西方和东方具有典型意义。对此作一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东西哲学融会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

一、             叔本华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

叔本华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开始背离西方哲学的传统而转向东方思想的哲学家。在叔本华之前，西方虽然在近代启蒙思想初期有伏尔泰等人基于批判神权专制的需要而一度推崇中国儒家的某些思想，但此后不久这种倾向便沉寂下去，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大都对中国传统思想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这是因为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与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和专制主义大相径庭。然而，随着近代启蒙思想在西方逐渐陷入困境，西方开始重新认识东方的思想。叔本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东方思想的。他在年轻时曾说：“生活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将用一生来思考它。”[1](P9)这表明叔本华从事哲学的出发点已不再是理性，而是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突破西方近代的哲学传统，看到东方思想的独特价值。 叔本华的哲学首先是基于对康德的批判。对于叔本华来说，康德的自在之物表明理性的认识方式已经走到了终点，必须被直观的认识方式所代替，他正是由此建立其意志哲学。这实际上是向整个西方哲学理性和信仰的传统发起了挑战。众所周知，柏拉图首先在西方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从而开创了思辩形而上学的传统，并由此提出造物主的观念，奠定了后来基督教的哲学基础。与柏拉图相反，叔本华将意志推到哲学的中心地位，把理性降为意志的工具，从而走上了与基督教相对立的道路。对理性和基督教的批判清除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间的最大障碍，为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融会创造了条件。从康德到叔本华正是从西方哲学到东方哲学的道路。由此看来，叔本华从西方哲学出发走到东方哲学传统既是必然的，又是出乎意料的。叔本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谓“也许天的意志可以从人的意志为何物中推知”与他的哲学十分相似[3](P144)。这似乎意味着，叔本华在西方提出的新思想其实是东方古已有之的传统，或者反过来说，东方古代的传统思想早已道出了叔本华所要说的话。这一结果是由于叔本华和中国古代思想家都不是以神和理性，而是以人和直观为出发点去解释世界而造成的。叔本华认为梵文经典引入的影响将不亚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他预见到将东方的无神论引入西方必将导致基督教的崩溃，从而使西方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叔本华明确地否认上帝存在的证据。当他说上帝的存在基于启示的时候，他把启示的经典非神圣化为仅仅是圣者的思想，使上帝成为只是人类的虚构物”[4](P307)。叔本华的继承者尼采进一步释放了叔本华的哲学所蕴涵的精神力量，他从叔本华哲学的前提即肯定意志出发，彻底地颠覆了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为西方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 然而，叔本华并没有因为转向东方就完全否定西方，而是表现出对东西方哲学进行融会的倾向。这首先体现在叔本华对理性的批判本身是以近代理性启蒙为前提的，而不是像东方传统思想那样从未经历过西方近代理性启蒙阶段。这就决定了叔本华并不是要完全走到东方传统思想上来，而只是要借此来促成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叔本华说：“这强制性的机构是国家，它的惟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它的庶民，个人方面互不侵犯，集体方面不受外敌侵犯。这一腐败时代的少数自诩为德国哲学家的人，确实希望把国家歪曲成发展道德、教育和陶冶教化的机构。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包含暗藏的这一阴险的目的，即废除人身自由与个性发展，以及使人仅仅成为一个像在庞大的中国政府和宗教机器中的轮子。而这就是过去导致宗教裁判所，导致对异教徒的火刑和宗教战争之路”[5](P244)。

叔本华的批评正击中了中国儒教传统政治的要害——王国维曾说中国“自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6](P268)。忽视叔本华和启蒙思想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及其与东方思想之间的性质差异，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叔本华对东方思想的吸取和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发展，而置身于东方传统思想背景中的人却极易犯这样的错误，即把叔本华对东方思想的吸取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看成是东方古代思想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胜利，从而得出东方古代思想能够解决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陷入的理性困境，西方在近代之后将走向东方传统思想的错误结论。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中的许多人就往往引用叔本华、柏格森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话来否定西方近代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正确性。如张东荪说：“最近哲学大家法人曰葛孙（柏格森）曰‘吾人之知识，自乎狭义观之，专为保护身体使之适应外境而己。’此近世人本主义之根据。孔子之说，精确虽不及此，然孔子之精神未尝不在此。”[7](129)王国维也认为“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6](P254)。他们在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东方古代传统思想相似的同时却忽视了两者的前提和含义的本质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以近代理性启蒙为前提的，是要求进一步摆脱理性专制的束缚，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东方古代传统思想却更接近于前理性启蒙时期，需要理性启蒙来加以批判和改造，而不是属于理性启蒙之后，提供了解决理性困境的答案。

其次，叔本华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表现在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而是企图将基督教同印度教、佛教等东方宗教结合起来。他对“得救”（解脱）的看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原罪的工作及其结果必须或者被他者所原谅，或者被我们自己的另一种较好意识的显现所取消，否则世界就没有得到拯救的希望。”[8](P604)在关于得救的动力方面，叔本华从否定意志出发倾向于同时肯定他力和自力，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的拯救依赖于他力，佛教的解脱依赖于自力。如果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既否定了基督教，也否定了佛教。这正是尼采哲学的结论。尼采认为叔本华不愿看到个人对道德的解脱，因而他虽然通过将自在之物归结为意志而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最后还是通过否定意志而回到基督教传统中去了。叔本华一方面否定了传统基督教的上帝，另一方面又企图从人里面去寻找上帝，即用圣人代替了上帝。导致叔本华这一“倒退”的原因可以在其后继者尼采那里看到。尼采说当人进入“怀疑的大海”之后，“那就意味着死亡与毁灭”，“在这不可测度的观念的大洋中，人们常常会渴望返回到坚实的地面……”[9](P390)，“上帝已经死了，上帝依然是死的。我们已经杀死了他。我们，一切谋杀者中的谋杀者，又将如何安慰自己呢？”[9](P393)这就是说，破坏之后还要建设，而建设比破坏困难得多。叔本华正是由此回归到基督教的传统之中。这不仅是叔本华个人的命运，而且是许多过渡时期思想家的共同宿命。下面将会看到，王国维在这方面与叔本华十分相似。 叔本华既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传统，肯定东方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同时又继承了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批判东方的专制主义，这使叔本华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先驱。叔本华最后向基督教的回归也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基督教，而是已经通过东方宗教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造，从而使基督教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显示出基督教并没有因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兴起而绝灭，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而生存了下来。因此，叔本华在哲学传统上不再是囿于西方或东方（这是以前东西方哲学家所不可避免的），而是企图将东西方哲学融会起来，由此建立起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东西方哲学的体系，开创出新的哲学方向。正因为这样，叔本华才不仅影响了西方，而且影响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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