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做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讲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1994年春节，上海发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道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1968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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