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20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当代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他门类，就是为了寻找他们而来。

    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群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年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辨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l972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讲，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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