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方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我只有在偶然的梦境里回到中国，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所闻所见，历历在目。醒来后却依然是故国万里，回忆依稀。还是心境平和地去过日常生活。因为我知道生活是假的，梦见是真的。假的就假做，真的只能等好梦。

    威尔士出身的意大利摄影师容德里·琼斯，寄给我看他的中国摄影。我看完后，突然眼睛疼痛难止，泪水不断，看镜子双眼发红。医生说是严重感染，至少一周不许对着电脑写作。但是我明白，是容德里的这些照片，突然穿透生活的喧闹，也穿透了我习惯生活表象的眼睛，射中了我的视网膜。

    为了创作这本摄影集，容德里前后在中国各地漫游了六次，跨越六年，时间加起来在中国滞留一年多：滇西滇北，西藏蒙古，那些天地苍茫、洪荒未分的地方。但是他也在城市驻足，走进中国老百姓的天地。

    当然，容德里是西方人，他的眼睛是西方的眼睛，快门切开的是西方的镜头。西方人看中国，往往不是仰视就是俯视。马可·波罗，另一个意大利人，仰视中国神话。现代的西方人，俯视发展中的中国。哪怕他们说是钦佩中国，也是写完猎奇文章后，摇头叹息没有写的东西。先前西方摄影者拍下的中国，几乎千篇一律：或是锦衣饮宴，或吹奏弹唱，“文化”漫溢；或是乡土民俗，旗袍马褂，等着欢迎旅游公司的奖金。看一下他们拍摄中国的女人就明白：装腔作势的小家碧玉，民俗浓得化不开；受罪受苦的井边老妇，用脸上的皱纹写下一生。我看到这种“中国摄影”，就放到一边。不是说他们拍的是假货——这些摄影，失诸太真实：那是中国每天喧闹不堪的现实。

    容德里的摄影，却很不一样。医生让我闭目养神．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在公园长椅上的一对：男的将腿搁在一旁的石岩上，头枕在女人腿上，手摸着女人的胸乳。女人正对我们坐着，一只手衬在脸下，压不住心跳。这是一对情人，自己家里找不到地方，没有办法．只得到公园来。或许是一对冲破传统婚姻的恋人，已有丈夫或已有妻子，为了爱情，什么也不顾了。公园很不正常地沓无人迹一一都知道人生幸福不多，躲开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的滑竿。一个艳丽的女子．明摆着是新嫁娘，穿着旗袍高跟鞋，胸前捂着时尚皮包。在长江边上，在我家乡，小媳妇结婚后要走娘家，不能自己走回去，丢脸面．不吉利。长江岸边没有人烟，只有坐轿的女子有现代花布做的顶篷，蜀中烈日下的轿夫戴着草帽，大步走着。一旁的男子，显然是丈夫，比新娘苍老得多，但是这个仪式排场让他幸福得几乎要哭起来。

    男人女人，都是要花力气才能过日子的，那是个石油工人，坐在土堆上，一身是泥沙，嘴里叼一根香烟。太阳光从照片中间穿过，他的身体的投影在地上一清二楚，手上脸上，与鞋子裤子一样全是泥。只有那根烟干净——可能是他的妻子仔细包好放在他兜里的?

    当然我还记得，云南丽江的四方城小挢流水，每个餐馆和酒吧入夜全挂上红灯笼，起码有八成是西方人在买醉寻乐。但是意大利人容德里翻过雪山，那里是帐篷，是破旧的木屋，是衣食不周的世界，但那儿的人最纯朴，他们歌声和白云一样悠扬。所以我看到了这些人：年轻的母亲背上一个女孩，身后一个男孩，还有一少年手握工具，脸上不知所措，像在等待什么；另有一个母亲背着孩子在涉过水洼，她的前面有一个孩子在跑。我当然熟悉这些人：离我最近的这位年轻母亲，她的眼睛里有忧虑。也有希望，与她背上的孩子一样。那就是我，当年，在母亲背上。

于是生者要送走死者，像我一样。这一家人刚从葬礼回来，走在街中心，老老少少，长孙抱着遗照，死者是他婆婆，一家人脸上没有表情，刚下过雨的地面，在容德里的镜头下闪光。路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侧身低头看那遗照，她大概想到不久就要轮到她自己。为了这个突然而来的领悟，丧亲的行列停住步子，连一边的车夫也闭上了眼睛。  而我，也知道了我眼睛为什么疼痛。这些普通中国人并不壮观的喜乐，并不卑微的哀愁，就是这些照片，把真实打印在我的视网膜上：一洗喧闹，一洗表象。拍出这样的作品需要艺术，更需要感应的心灵。因此，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向容德里·琼斯表示感谢——你让我回到了我不断梦见的真实。  

 选自《书城》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