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四月到七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在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的心灵的呼唤。

    我选择北大，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一饭厅一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炫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

    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麒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H这种严格要求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 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惟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的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了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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