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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散中寻找一种新的认同” ——当代文学30年(三)
作者:程永新  …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3

 

罗:是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或者说“当代文学六十年”确实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们过去常说“文革”结束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但人们的生活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收获》和五十年代一样,都是国营的、体制内的单位,作家也是在体制的保证下和刊物发生关系。这意味着就文学的生产条件而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文学的“内容”与五六十年代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变,作家不得不考虑市场的因素。而这种生产条件的变化或许比文学内部的变化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当年李劼比较激进,甚至说当代文学从1985年开始(笑)。他和李泽厚有过一次争论,认为85年以前都是“现代文学”,只有“新潮小说”之后才算得上“当代文学”。但是现在看来,虽然当时这批作家影响很大,但并不能说由此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更何况,如今这个时代也并不是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更深刻地影响文学的恰恰是文学外部的因素,比如刚才说到由市场经济和媒介条件等的变化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变化。 “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或“当代文学六十年”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在2008年结束了。如果不说是一个句号的话,它至少是一个分号。那么,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样?也许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会出现与新的文学生产条件相对应的作品。不管它们在艺术上是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不可能只是沉湎于回忆过去。在年长的作家那里,以回忆来抵抗现实是有其针对性的,如王安忆老说自己“怀”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因为她不满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因此要用过去来对抗或批判这个时代;但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不可能完全用回忆进行对抗,因为那是一种中年甚至老年的写作姿态,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回忆是和当下混在一起的,无法分离。我没有看到张悦然的小说,但就其姿态而言,她所探讨的那些问题是年轻一代人可以直接面对的,而年长者在道德或心理上或许对这些问题有某种排拒,也不可能深入了解。 新的文学生产条件的产生,反而会回过头来显示一个“世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世代”的出现。当然这里肯定存在某种交集,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作家,如果你要面对剧变的中国,你就必须写出与这个时代相呼应的作品。我认为展望文学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收获》的未来,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程:梳理过去,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文学未来的出路。我们的生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文学还是与它保持距离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认为,知识阶层要对未来文学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有所担当。而这种价值体系的建立又和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确立有关。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却在当下中国呈现出非常混乱的面貌。也许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在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价值观念需要扬弃,当然不可能全部扔掉,而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扬弃,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重建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欧洲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太大了,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很缺乏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些与文学价值的确立紧密相连,比如张悦然写同性恋,这种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为什么不去面对?又如《断臂山》,有很多人说不喜欢,但我觉得拍得非常美。我觉得我们很多观念都需要修正。你药厂不能做假药,这总是一个底线吧?人有时候要说善意的谎话,但你不能总是在说谎吧?这些底线的建立,都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做的事情。我看最近《咬文嚼字》上挑出《百家讲坛》知识上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但认真的批评是需要的。有人说于丹的演讲很有激情,但据我看,她对古代人的价值观念的解读,出发的理念全是错了,且不提知识上的错误。

 

罗:确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你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呀、审美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最近看英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书,他说简·奥斯丁是西方传统道德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因为奥斯丁在她的小说中处理的都是十九世纪的伦理问题,且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用形象化的、具体的方式来重建一个生活世界,你可以在其中体会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和伦理难题是什么。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简·奥斯丁被认为是伟大的伦理学家。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三十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在这个剧变的社会中如何找到认同的依据。不可能脱离了对大的背景的思索而产生出孤立的伟大文学,因为伟大的文学不完全依靠个人的才华。你看豆瓣上那些评论,会发现有才华的人很多,或许比以往都多;因为现在有钱的人很多,闲暇的时间也多了,可以比以前有条件来专心发展自己文学上的兴趣爱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好的文学。

 

程: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回望过去三十年文学的发展,八十年代用“先锋文学”来归纳叙事学的变革还是比较狭窄,因为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文学创作,比如王安忆,比如迟子建。迟子建八十年代就出名,多年来坚持写作,最近突然又写得好了,但你能把她归入“先锋文学”吗?文学本身的发展是很丰富的,今天来看未来文学的出路,我想肯定也是多样的。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清晰,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种宽泛的接受。当然,哪怕你写的是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你也得有某种认同,有精神领域的某种价值标准。说得更大一些,和信仰之间也有关系。我们如今对这些东西的强调太少了,批评家们是否得为建立这些标准发出自己的声音呢?比如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批评家写文章评论。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本长篇小说,其实是中短篇、电影剧本的合集,并且对佛教的东西进行解读。你能想到吗,王朔这样一个当初对一切传统的东西进行消解的作家,到了五十多岁突然对佛经感兴趣了?而且其中很多文字都是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写出的。

 

罗:HIGH了以后(笑)。

 

程:是呀,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他想的东西。但你看一些片段就会知道,王朔凭借对生命、死亡的探索从而进入佛教。这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进行的解读,不管他解读得好不好,我觉得批评家得站出来告诉读者是怎么回事;谩骂当然不对,但你一言不发也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离散的社会,知识分子责任重大。

 

罗:在离散中寻找一种新的认同,建构新的价值,这可能是将来的文学需要承担的责任。

 

程:中国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如何来应对这种巨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对话由王钦整理,本版发表时有删节,未经对话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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