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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还是“一代人的心声”吗? ——当代文学30年(二)
作者:程永新  …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3

 

罗:你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广而言之是“一个杂志的文学史”。《收获》杂志1957年创刊,第一期就刊登老舍的《茶馆》以显示刊物“老作家的新收获”的宗旨,并且由巴金、靳以主持编辑,这些都体现出“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某种关系。但《收获》的重要作用还是体现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上,特别是你提到的余华等的一代,之后是韩东、朱文等的“晚生代”,甚至《收获》也在追踪70年代乃至更靠后的作家。

程:收入《一个人的文学史》里的文章和信件,一是与我个人有关,二是与文学有关。我是《收获》的人,所以很多事情都与杂志有关系。但是一本杂志的历史,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和心血,它要远远大于个人的历史。这本书记录的仅仅是我个人在新时期文学史中的经历,从青年走到中年,我给朋友的签名赠言这样写道:“此书虽轻 却是青春的全部”。

 

罗: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角度来看,我也同样感到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 “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你可以想象这15年里中国的变化要比过去的40年、50年的变化快得多。

程:用余华的话来说,我们几十年,西方几百年。

罗:对,仅仅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也会发现这个改变的巨大。我觉得这么大的变化、15年之久的累积时间,一定会对作家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但问题在于,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今天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恐怕更能感受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孙甘露说,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从王蒙、张贤亮,到贾平凹、王安忆,再到余华、格非、马原,甚至韩东、朱文等几代作家,尽管在他们会在叙述上玩很多技巧,但实际上作为“叙述者”而言,他们的经验是完整的。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故意玩一个一个“圈套”,但自己并不迷失其中。但是,我们今天来读当年这些叙述上非常圆熟的作家的新作品,比如格非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反而发现他们在文本世界中变得异常清晰,但这种清晰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恰恰有可能是表明作家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完整地去体验和把握世界了,所以他们只好逃避到另一个虚构的世界中。    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这些年比较有成就的作家——如拉什迪、奈保尔和库切等——所关注、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尽管历史处境大有不同,这也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比如说《废都》,它在艺术上并不一定非常圆熟,但却具有某种先知先觉性。《废都》写于九十年代初,也就是中国刚刚开始市场化,但它已经预示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庄之蝶最后无处可逃,想逃到乡下也逃不了,死在火车站。他的死很具有“寓言”和“预言”的双重意味;而在《兄弟》的下部中,余华则是动用非常粗鄙化的描写,表现出来的是这个世界所有可以依凭的价值都没有了,只留下粗鄙化的狂欢。我觉得这些都是症候似的文本。但作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创造出一些症候似文本,而应该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形式去把握这种症候和这种状况。 当年办“星星画展”,大家都说看不懂,李泽厚就在《画廊谈美》中说,这其实是“一代人的心声”:“文革”也好,下乡也好,走投无路也好,彷徨也好,经历者的内心其实正投射在、外化为这些“看不懂”的形式中。80年代中期的不少作品,当时也有好多人说看不懂,我记得余华给你写信说《四月三日事件》发了以后,《收获》印数下降了几万册(大笑)。也许是开玩笑吧,也许真有读者说看不懂。但今天再来看《四月三日事件》,并不难懂,因为那是“一代人的心声”。然而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

 

程: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对于作家而言,恐怕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变化。对于80年代的余华、马原等人而言,当初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归、修正,要求回到“文学本身”,因此那个时候做得特别过;而现在则是非常混乱,并且非常脱节——文学界大部分人不认可“80后”作家的写作,可是这些人的书又印得那么多,你不能忽略这些青春写手的存在。这种尴尬和困境似乎在告诉我们:文学的断层出现了。近些年,我们在接触大量的来稿中感到并非没有好的苗子,但是很多年轻人不会根据以往的价值标准来写作了。如湖北的苏瓷瓷,是一个精神病院的护士,她的短篇写的都是精神病人想逃离精神病院的片段,给人感觉很好,但用过去的文学评判标准来看,她小说的结构总觉得存在问题,因为她只抓住一点并把这一点放大,有时候我在考虑这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变化。我们过去的评判标准需要修正,叙事学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我们讨论过麦家的《风声》,故事与《暗算》的第三部有重合之处,但我觉得他重写一遍这个故事做得非常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小说的上部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下部是当初的亲历者对前面一个故事的消解,外部则是以作为侵略者的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来对那个故事进行补叙。因此,我觉得西方的后现代过去之后,国内的文本实验是否存在拓展的可能性。又比如王朔的新长篇《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从局部看,也许并不怎么完美,但大的想法很有意思:三四十年之后,一个“老王”对下一辈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用未来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生活。我觉得最近出现的这些文本值得我们研究。虽然我们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既然人类要运用文字符号表达我们的精神世界,文学就不会死亡,而只要文学存在,它就必然要和社会发生对应关系。所以,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同时,年轻人也在变化,比如张悦然最近的一个短篇正面描写同性恋,她给我的一则短信就很有意思,她说她们这一代人再不关心这个问题不行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可以关心嘛(笑)。但是我们可能和他们接触太少,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可能她觉得这个问题对人的情感、生活有很大影响。我读了小说以后感到很刺激,她已经把凶杀、同性恋和性倒错等等写得非常凌厉,这些可能是以往的作家无法书写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的到来,或许也是好事情。

 

罗:我想,就像当年的“先锋文学”内部有很大差异一样,这些“80后”作家慢慢也会显示出差异,当然总是有某种主导性的声音,目前看来这种声音与市场有很大关系,譬如郭敬明、韩寒等人的书卖得特别好,就容易认为这种风格代表了“80后”,但实际上这些作家内部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各自在做着不同的探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不能忽视,这些年轻的作家大多地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被各种各样的符号所包围。在此意义上,他们对于历史“真实感”的感受方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我相信,当他们进入文学内部时,一方面他们会改变过去的文学规范,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规范也在影响他们。有些孩子现在喜欢在网络上阅读几百万字的“奇幻小说”,这些小说一般不可能以纸面形式出版,很多作家就通过与网站签约靠点击量赚钱。这样一种架空历史的“大量写作”,目前恐怕还无法进入到文学研究中视野中。但问题是,你去跟这些“奇幻小说”的读者交流,他们还是说这些小说的文字表达怎么样啊,有没有想象力啊等等,这说明以往的文学规范还是起作用的。 尽管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图像霸权”的世界,但是很多东西还是无法用影像符号来表达。比如今年金球奖的大热门电影《赎罪》,就是根据麦克尤恩的小说改编的,但香港的林奕华很严厉地批评了这部电影,说电影是一部“伪大片”,意思是电影展示了一个宏大背景,但它完全无法表现出小说对一个十三岁女孩心理的细腻叙述,只能一味地展示“奇观”了。就像你刚才讲的,麦家的《风声》对《暗算》第三部的改写展现出了叙述的多样性,而这也是影视剧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所以,一方面是我们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人类所有的表达领域中,只有文学是最复杂的,电影、电视、音乐和摄影术甚至行为艺术,虽然也各有优势,但在面对一件具有一定长度的事件、一个复杂的过程、一种多变的心理时,可能只有文字才能够进行持续的描述和把握,显示出它在表达方面的优势。从“文化霸权”的意义上说,文学肯定是被边缘化了,但从其展示的复杂性而言,文学还是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这构成了具有一定篇幅的叙事小说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程:我记得有一次上海社科院搞了一个网络作家班,请我去和他们聊天。那些人都是和网站签约,一晚上写一万字的网络作家。有一个人最后留下单独跟我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争夺市场,换句话说,就是在一点点蚕食我们这些传统媒体。有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有大量的网络作品用我们的眼光是不能接受的,但你确实不能忽视它们。这是社会的丰富性带来的多样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新生代作家写作之间的互为制约的关系也很有趣,两者互相牵制、互相影响。我觉得这种变化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比如我们去年发的《陈大毛偷了一支笔》,写的是一个小孩在“文革”时期偷笔的经历对其一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表现特殊意识形态背景下的残酷;去年发的《少年巴比伦》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封闭时期人的精神状况,我最近看到一篇小说也是写青春期的心理变化……这些年轻人的写作现状给人感觉往往还是停留在青春期,他们还没有真正切入当下的社会,而是把当下社会作为一个参照来反观青春期。又如贾平凹的《高兴》,好像是写当下社会生活中一个拾荒者的故事,但其实是一个流浪者的故事,是作者个人的体验。

 

罗:还不是真正进入到当下社会,而是作者固守了自己的眼光,托身于主人公来展示作者眼中城市的变化。

 

程:所以他开篇就写“回家”嘛。“回家”是小说的主题。其实当下的社会对每个作家而言都还是一个参照、背景,恐怕要到更久以后才能看到作家真正地切入社会。《兄弟》下部有一点这个意思,但还是粗线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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