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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期?——当代文学30年(一)
作者:程永新  …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3


 

罗岗(以下简称罗):你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出版后,大家都非常关注。这关注中有挺重要的一点,即如蔡翔说的,在前段时间大家对于“文学性”讨论时,评论家往往容易忽略“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成品,而编辑在稿件最终变为成品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编辑认为有“文学性”的东西才可以被发表。但是以前大家讨论“文学性”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环节。而你这本书出来以后,特别是其中公布的很多作家的信件——这些作家在很多人心目中代表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文学性”,没有人会说余华、马原等人的作品没有“文学性”——可以让我们看到“文学性”复杂的生产过程。

程永新(以下简称程):其实,这本书的策划是很早前就有的。2001年,丁晓禾和我有一次晚上在三里屯泡吧喝酒,他说,你和中国这么多作家有过来往,这些经历拿出来其实挺有意思的。当时我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后来为了出散文集,也收了一些作家的书信,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书。丁晓禾认为这样出太马虎了,建议说应该出一本《一个人的文学史》,这题目也是他起的。我说,那么大的题目太吓人、太自恋了吧。他说你是一不小心走进了文学史,是一个人眼中的文学史。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文学史。我之所以接受他这个说法,是我当时也有另外的考虑,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年来我与这些实力派的作家的来往,和他们进行的讨论——有时即便是对一篇具体作品的讨论,其实可以引申出许多问题。历史像一条河,和作家长久以来的讨论也仿佛是一条河。在讨论一篇小说的过程中,观点是根据双方个人以往形成的文学观念而展开的,虽然是就具体的文本进行讨论,其实涉及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宏观。文学观念的冲撞、冲突,都会在讨论和修改的过程中产生。这就很有意思。

罗:如你所说,有些讨论涉及到的是具体的作品,但背后其实有一个广阔的文学背景,我觉得尤其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对文学的阅读有很大的关系。举个例子,我看到你书里有马原当初要写长篇小说时给你写信,列了他心目中好的长篇小说,从《红字》、《鼠疫》、《烟草路》到《普宁》、《伪币制造者》、《城堡》和《二十二条军规》等一大批小说。用他的话来说“那些喜欢的长篇小说……一定要篇幅短一些的”。可惜当他写出自己的长篇小说之后,李小林说不好,你也说不好,李劼也说不好。这个过程很有趣,也很值得重视。
  因为我们原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观念先行,比如“先锋文学”这个概念,最初的时候并不存在,而当它逐渐在批评家中间形成之后,后来者就容易用这个概念去套,反而把八十年代文学中许多不能完全用“先锋文学”概括的复杂内涵给忽视了。其实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不能仅仅限于作品,而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比如与你们编辑过程有关的稿签,甚至是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包括编辑和作者来往的通信、以及手稿上的修改……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都可以使得文学生产过程变得丰富起来。而且,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特别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说——和作家的阅读关系很紧密,作家心目中其实有文学标准,就像马原,他一拿笔写长篇小说,他心目上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由《红字》等长篇小说构成的标准;同样,作为编辑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学标准,譬如当时你和李小林都根据这个标准,认为马原的长篇小说写得不好。
  所以,你所说的“一个人眼中的文学史”,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从一个特定角度来书写文学史,一种特殊的文学史写法。当然,那本书的副标题也很重要“1983—2007”,前面一个时间和你个人有关,是你文学编辑生涯的开始,而后面一个时间:2007,则具有了历史性的含义,不仅仅是你的书的出版日期,而和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联系在一起了,正好可以视作是“三十年文学”的见证。

程:的确如你所说,“先锋文学”是后人总结过往的文学发展历史的产物,我个人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一直不太明晰,因为在86、87和88的三年时间里,我把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作家组织安排到一块儿,把他们的作品集中推出,按李劫的话说叫做“集束式”发表。这批年轻作家的创作很有活力和潜力,其中就包括1987年发表《顽主》的王朔。如果你用“先锋文学”的概念去衡量,那么《顽主》无论如何也没法纳入。但当时想的只是王朔的新京语小说,提供了新的因素,在叙事方面有创新,对传统起到了一种消解的作用,并没有归纳进“先锋文学”的意思。

  罗:八十年代的编辑未必自己写文章,他通过编辑作品来对当代文学发言。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而作家、批评家和编辑三者构成了当时所谓的“文学的场域”。1987年第5期的《收获》集中地刊登当时一批年轻人——比如余华、苏童、格非和王朔等——的作品,用一期来集中推出他们的作品,其实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当时文坛有两种主导力量,一方面是1985年以前以高晓声、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所谓“重放的鲜花”、“归来的一代”,接下来85年以后“寻根文学”兴起,以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八十年代文学的活力要充分展现出来的话,应该是一代新人接着一代新人。《收获》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几代作家都可以在上面发言,但应该说正是《收获》在八十年代文学中为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奠定了在文坛上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并不是说1987年的第5期《收获》突出了什么“先锋文学”,而是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很自觉地要摆脱以前文学,尤其是“寻根文学”的影响。说实在的,也和当时的“现代派”——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这种“现代派”在今天看来还是肤浅的、表面化的现代主义。
  这一代年轻人内部的差别也在《收获》上显示出来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是当时最极端的“实验文体”,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王朔和孙甘露之间的区别,肯定要比王朔和“知青作家”之间的区别大很多。可是一旦用了“先锋文学”的概念去看,这批作家内部之间的差异就给忽略掉了,但实际上这批人创作——用你当时的说法,叫“新潮小说”吧——内部的差异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程:我当时用“新潮小说”这个词,其实自己并不满意,但想不到更好的词。那时,每天大量接触这些年轻作家的稿件,与他们的来往和交流使我预感到,小说叙事学方面会有一次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在慢慢发生了。现在看来,那是一次叙事学的革命。由于发现这些青年作家对于叙事都有着新的想法和创作理念,就把他们汇编在一起推出。在八十年代,作家、编辑和批评家的身份,都有些重合,比如李陀原来是作家,后来成为批评家,又做编辑。那时候他在北京团结了一批人,包括人民文学的朱伟等,经常去李陀那里串门聊天,而后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莫言的《红高粱》、推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等,都和李陀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文学活动家。优秀的编辑家其实直接参与了文学运动的进程。如朱伟,他本身的艺术素养、他对古典音乐的了解,对格非、余华等人的影响都非常大。
  2001年丁小禾怂恿我出这本书,当时我想,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西方学者宣称“后现代”已经结束了,但中国究竟有没有后现代文本呢,我看电视剧《武林外传》倒比较像后现代的东西(笑),那里面的消解、调侃,在我们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其实很少。《兄弟》下部算不算?我觉得如果再做得风格化一点或许可以算。但我想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优秀作家都写完了他们的代表作、难以超越自己的时候——如莫言能写出超过《丰乳肥臀》的作品吗?贾平凹能超过《废都》和《秦腔》吗?余华能超过他的《在细雨中呼喊》吗?另一方面,当下的“80后”写作者也不会按照以往的文学价值观来创作;从社会和文化氛围来说,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也是大势所趋。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特别的时期,似乎辉煌正在向我们告别。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这也是我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供人们参照思考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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