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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留学而断送前程的北大才子康白情
作者:赵毅衡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31
 北大之名声大振,当然起自五四时代;五四时代的北大学生中,出现了几个特别活跃的领袖人物,来自四川的诗人康白情为其中之一。

  尚是北大学生时,康白情的诗已享盛名,与早期写"新诗"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康白情是诗人写的诗,其它人(大都是康白情的老师辈),都只是在诗这个最困难的体裁中"实验"现代汉语而已,旧体歌谣的痕迹太露。固然《草儿》(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次年再版时改名为《草儿在前》)中117首,全部作于北大学习阶段,以及留学船途中,草率之作过多。但康白情的诗人气质,也十分醒目。诚然,现代汉语诗的真正开端,要等郭沫若的《女神》,但郭沫若自己却说:"我第一次看见的真的白话诗是康白情,""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1922年,胡适见到深宫中的溥仪,看见这位下台小皇帝竟然在读康白情的诗,大为感动,就多方鼓励。后来溥仪也写了几首新诗,学的康白情风格。

  康白情为《新潮》写的稿,大乎是诗,可以说他是《新潮》诗人,第一位北大诗人,五四时代第一青年诗人。同时,他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新潮》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意气风发,有文采有胆识。

  1917年北大首先创用学生主持"教授会",四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

  1918年《新潮》创刊,康白情任干事。《新潮》成为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刊物之首。康白情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分子,更为活跃。

  1919年五月三日夜,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急召五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这紧要关头的"五大领袖"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明,康白情。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康白情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蔡元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康白情与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

  在跨太平洋的船程上着诗甚多,情绪激昂,气吞万里,一改《草儿》前期情诗缠绵之风,到美国后为《草儿》写序结集,想必是金盆洗手,不再做诗人,另做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康到美国,入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近年社会改造学说",也曾做打工,翻译等补贴零用钱的常事。

  但是他念兹在兹的却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因此不断与在美的"少年中国"积极份子,如张闻天,袁同礼,方支美等人保持联系,讨论政治。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到美国又与美国共产党联络,最后却在旧金山另找到一种政治势力:旧金山洪门帮会之盛,使他找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家庭四川安岳为四川袍哥势力中心之一,他11岁即"参加"帮会。到加州后即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1923年7月拉上加州大学几个中国同学入伙,发起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此时康才二十八岁,竟然自己出任"党魁",并立即在西方各地唐人街发展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党部。并四出拉各国留学生,如刚到法国的李吉力人等加入。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一时气势大盛,康白情以领袖身份回国"指导",把在加州大学四年学业抛到九霄云外。但是此"政党"既然以华侨为基础,康白情一回国,就此土崩瓦解。

  留学生活,应当说,是一个人的生涯(不管是不是学术生涯)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谓"镀金",也即此意。从康白情相当辉煌的大学时期来看,他可以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二条路中作一选择,因为二者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界及政治界二者却处于起步阶段,固然为有才干有雄心者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某些实际上毫无经验的青年制造了不必读书,不必寻找指导,不必加强修养,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假相。

  在北大时,康白情的傲慢已有名。每次上课,照例迟到。他上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课,没有一次不迟到。一日,马叙伦讲得正兴起时,康白情又推门而入全班学生的视线产约而同转向康。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先生生气地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马叙伦那里正在大讲"白马非马",康白情就以诡辩回报。气得先生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宣布下课。

  当时留学而属意国内政治,并且团聚志同道合者的,当然不少。例如192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清华学生罗隆基,闻一多等,提倡"族国主义"(nalisnalism),组织"大江会",参加者有浦薛凤,何浩若,吴泽霖等。此类俱乐部,同好会性质的组织甚多,没有一个像康白情这样的气魄雄心。

  诚然,五四时代不少留学者,回国后投入政治活动,与康同时留学的北大学生领袖,后来几乎全部成为政治人物。康白情却把留学当作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似乎无所谓主义思想,任何政治力量都可利用一下。这样的例子,似乎只此一人。

  须知,五四运动不是学生示威出来的政治事件,而是教授们推动出来的文化运动。这些学生一时不知天高地厚,尤其到国外似乎独打天下,回国后却依然要在昔日恩师羽翼下发展:"五大领袖"中,蔡元培帮助留法的许德珩后来参与第三党与民主党派,当时没有出国的张国焘成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段锡朋一直任国民党政工,罗家伦成为国民党学术官,只有傅斯年虽然属于国民党,但是保持了一定的学者独立性。康白情过于发达的领袖欲,使他失去昔日老师辈人物蔡元培,曾琦,李大钊等的好感,"新中国党"不散也得散。

  "自己的政党"消失之后,康白情既无法回美国继续学业,又无法投效北伐,只能回到四川老家,投军阀刘湘为幕府,此时染上烟癖,一身做官,经商,弄文学,均一事无成。四十年代未,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份子,退职返乡。船次途中,未进三峡即病死于湖北巴东。

  大陆知识份子不幸被戴"右派帽子"的,多令人同情,康白情直接因反右派一事而死,却从不见人提起。除了文学史写到早期新诗时,会被人提一笔,有的辞书之类说到康白情,只是说他"归国后思想日趋落伍",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反而是毛泽东本人,可能在北大图书馆内的《新潮》编辑部见到过这位趾高气扬的名诗人,于是一挥手就给康白情奇怪之极的帽子:"在美国参加过三K党"。康白情一生潦倒不堪,最后蒙钦定一个全国唯一的西洋罪名,总算沦落也沦落出了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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