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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四)
作者:王晓明    文章来源:左岸文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2
         第五章的内容也非常密集。卢仁最终向索尼雅下手,但他彻底失败,就此从小说中消失了。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安德烈。请各位注意安德烈和卢仁的谈话:安德烈向卢仁宣传一些天真的、空想的、因此显得相当可笑的理想,卢仁却很冷静、实际,每一句话都打中对方的要害,显得很有道理。可是,在安德烈的天真和可笑的理想背后有非常热烈的善良和真诚,卢仁的那些每一句都很正确的话后面,却是一颗阴暗的堕落的心。这种表面和背后的极其强烈的反差,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从这里,正可以看到作家对人事的一种深刻的把握。他清楚地知道,与现实黑暗的厚重相比,所有热忱和善良都是弱小、幼稚、甚至是可笑的,但是,他决不会因为这可笑就减弱对它们的歌咏,相反,他把对这幼稚和可笑的呈现也编入歌咏之中,安德烈们就在让你觉得“太幼稚了”的同时,也让你感觉到温暖。再说得大一点,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的特点。俄罗斯文学对苦难的表现的强烈和深刻,大概是同时代其他地方的文学无法比拟的,可是,无论契可夫、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批伟大作家的笔下,永远有一种对人的善良的信任、对新的美好的东西的期望,一种象安德烈那样的热烈、天真、发自肺腑的期望。也许我是读得太少,我觉得读同时代的西欧文学,很少能感受到这样的情怀。这是俄罗斯文学了不起的地方。
  这一章最重要的部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雅的继续交锋。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一次逼问索尼雅:如果你事先知道卢仁的企图,也知道他会造成你母亲的死亡和孩子们的无家可归,你会不会杀掉卢仁呢?如果你不行动,善良的人就会受苦,就会死;如果你采取行动,锄掉这个恶人,那些善良的人就能活下来,但你却“犯罪”了。他追着问:你会让他们哪一个死,卢仁,还是你母亲卡捷琳娜?这是用他的“算学”思维把索尼雅逼进了死角,因此索尼雅拒绝回答:“‘您为什么要问不可能发生的事?’索尼雅极其厌恶地问。”(473页)索尼雅之所以厌恶,是因为直觉到了这种问法背后的那个冷酷的“算学”的力量。最后她说,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法知道天意……”(473页)“天意”这个最初是由第一章里那位军官说出来的词,再一次从索尼雅嘴里说出来了。如果说 “算学”诉诸的主要趋利避害的理智,是“工具理性”,索尼雅却本能地就拒绝只用理智来决定行动,她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天意,交给了那种超越人的理智的更大的力量。请大家记住他们的这一番问答,它包含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这一百五十年间,折磨着人类的一系列生存的基本难题。然后,索尼雅忍不住痛哭了,说:你难道只是为了折磨我而来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望着她,“五分钟过去了”,他忽然改变了态度,“他那佯装的、不害臊的、有气无力的挑衅语调消失了”,他“轻声地说”:“索尼雅,你是对的……”(474页)他身上的另外一面出来了,他请求宽恕,接着坦白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这以后,作家用了十来页的篇幅,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雅复述自己做的整个事情,当然,整个复述同时也是他的自我解剖。最后他总结说:当时是魔鬼拉我去的,可是后来魔鬼又对我说,我没有权利上那儿去,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他把我嘲笑了一顿,所以我上你这来了。“要是我不是一个虱子,我会上你这来吗?”(487页)这话说得很沉痛,虽然他没有解释“魔鬼”是谁——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命名体会到上帝的隐隐约约的存在,但他坦率承认了,他是错看了自已。他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伟大人物,所以有“权利”上那个杀死原则、跨越天理的地方去,可他真上路了,却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只好转回来,向你——也就是天理——来坦白。他还说了一句话:“我杀死的是我自己。”(487页)这是哪一个自己?在我看来,他指的是那个不甘心当一个虱子、要做一个拿破仑的自己。当这个自己支配着他的时候,他以为他只是杀死了一个老太婆;当这个自己剧烈动摇、有点把持不住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其实是杀向了天理;而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只普通的虱子、根本不是当拿破仑的那块料的时候,他也就知道了,他内心的那个要跨越天理的自我,已经死亡了。这个死亡,正是从他动手杀人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他才说,他杀死的不是别人,而就是自己。不用说,小说写到这一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可以说基本结束,他内心也好,身外也好,算学(还有伟大人物论)与天理的对峙都已经决出了胜负。
  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向索尼雅坦白,却并不愿意去警察局自首,他依然不承认警察、国家和现代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政府动不动用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屠杀几十万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事实上,如果不是索尼雅远远地陪着他去警察局,看见他犹豫后退而表现出“痛苦、惊讶和失望的神色”(620页),他是不会自首的。其次,至少在这时候,他只是在“我是一只虱子,却干了只有拿破仑可以干的事情”这一个意义上承认失败、请求索尼雅的宽恕,他并没有整个否定“拿破仑可以践踏虱子”这个更基本的观念,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观念支撑着那个“算学”。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了不起的地方,即便已经写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输的这一步了,他依然不忘记留下一个缺口,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明确说,如果他能够判定自己不是一只虱子,他是不会认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知道“现代”的厉害,知道俄国人的精神困境的深重,尽管他理智上强烈希望,但作为小说家,他不虚构一个走出困境的圆满的结局。 

   第六章收尾。先是写探长波尔菲里上门,揭开谜底,要求拉斯柯尔尼科夫自首。但有意思的是,波尔菲里以前说话,都是一副警察的口气,但到这一章,他的嘴巴不是自己的了,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了——而且不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是斯拉夫派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像先知一样召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良心,而这个召唤根据的不是现代法律制度,而是类似“天理”那样的价值信仰。我们前面讲过,同样是判定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罪,现代法律跟天理的理由是不一样的。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杀人,是因为如果人互相杀,日子就没法过了,根据的主要还是一种算学式的权衡。可我们看这个时候的波尔菲里,他完全是从绝对价值的角度来教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个变化当然不大自然,只是表现了作家给小说收尾时的一种倾向,他似乎是要把所有的灯光,都集中到“天理”上面。但这也是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作家的一个特点,他经常让不相干的人说出非常关键的话,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有时候却会说出非常精辟、甚至非常正面的话。
  第六章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一章里有四节都是描写他的。他又一次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闲谈,他承认,他到彼德堡来就是为了寻欢作乐,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说,就是来过“腐化生活”的。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在这方面寻欢作乐,我也许会拿手枪自杀。”(548页)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他后来的举动。他设了一个圈套,想逼迫杜尼雅就范,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忽然改变了想法,放杜尼雅逃走了。这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慷慨地料理好所有施舍救助的后事,就拿着那把从杜尼雅手里夺回来的手枪,在大街上自杀了。他实践了自己说的那个话,就好像腐化堕落、寻欢作乐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所在,一旦对这件事没有了激情,他就不想活了。此外,也在这一章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通过向杜尼雅解释他偷听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雅的谈话,从他的角度,再一次分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行为和动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叙事的特点,他总是从各种角度重描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一遍再画一遍,不断增加对象的深度和复杂性。

  我刚才说了,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算得上是小说里仅次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物,第二主角。在其他人物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各种映照当中,他的映照是最深刻的。他也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深陷于剧烈的内心冲突,正是这个冲突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心理冲突的具体内容,当然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完全不同,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的内心冲突却又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似。这相似的意思是说,虽然表现得那么邪恶、无耻,构成他内心冲突的双方的,依然是生命欲望的激情和道德感这两种品质,而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剧烈冲突的不也正是这两样品质吗?所以,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差不多同样的强度,把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困境,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大概也就因为这样,作家给他们安排的退场方式也很相似,先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熟人一个一个告别,然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亲朋一个一个地告别。读完《罪与罚》,我们当然会记住拉斯柯尔尼科夫,但我们也会记住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个因为丧失了对绝对价值的信仰而坠入邪恶深渊、却最终绝望而自杀的地主的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最后是尾声。这个部分写得也比较有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西伯利亚服刑了,愁眉苦脸,一蹶不振。这是作家高明的地方,他没有让他轻易地转变成新人。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对非政治犯的普通犯人产生了亲近感,“他们也多么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啊!”尽管政治犯蔑视他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却看得分明,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这些政治犯“聪明得多”。(632页)我们都还记得,在小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那么地高看自己,要做拿破仑,那么地轻视普通人、虱子和废料,可现在,他却在情感上不知不觉往普通人、甚至“废料”那里倾斜了。不过,作家还是很有分寸,他没有渲染那些人怎么接纳他,相反,他让那些人继续排斥他,骂他是不信上帝的“无神派”。和这样的冷静的把握相比,最后的结尾可以说是太天真了,令我立刻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是,再说一遍,这也正是俄罗斯文学和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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