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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
作者:王晓明    文章来源:左岸文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2
   我们其实是倒过来讲了。上次讨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持续关注大事情的作家,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他可以说一次也没有从他关注的大事情那里移开过眼睛。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对那个大事情的最后、也是程度最深的一次讨论,《罪与罚》呢,则是他从《穷人》、《地下室手记》开始,走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是先看了他的终点,再返回来看他中途的这一段,所以说是倒过来的。
  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大事情,或者说,他认定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大事情?大家知道,从社会和政治立场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斯拉夫派”,所以,他所理解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上帝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简单说是这样: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是不能缺少对某种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来说,这样的信仰只能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倒不是说上帝直接提供了这种价值,而是说它代表了这样的价值。一般来说,人都是通过对某种超越个人眼前利害的更高的东西的信仰,来表现他对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俄国人来说,上帝就是那个更高的东西的名字。
  可是,俄国人虽然需要信仰上帝,却又很难保持这个信仰。破坏他们的信仰的,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生活的苦难。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悲惨的女人,卡捷琳娜·伊凡波夫娜,这样的名字在俄国是最普通的名字,就像我们的张三李四一样。她得了肺结核,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半夜起来洗衬衫,苦苦挣扎,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对上帝没好话,她对给丈夫做临终忏悔的神父说,上帝“是慈悲的,可是对我们却不!”(212页)到她自己临死时,更直言不讳地说,我没什么好忏悔的,即使上帝不宽恕我,“我也不管!”(504页)的确,苦难太深了,就会让人怀疑公道和上帝的存在,上帝再好,怎么就不管我呢?受苦受难的人,很难信仰绝对的价值。第二个是当时俄国流行的许多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对年轻人和读过书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可所有这些新思想——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到小说中那个律师卢仁所体现的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统统是无神论。所以,现实的苦难,加上因此而流行的新思想,使得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很难继续全心全意地相信以上帝为代表的绝对价值。
  那俄国人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就是“上帝如何可能”,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的十九世纪俄国人需要面对的最大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不善理财的人,总是弄得自己很拮据。他还有个毛病,爱赌博,赌起来就忘乎所以。比方说,他预支了一笔稿费,用这笔钱逃到外国去躲债,结果却进了外国的赌场,一下子把钱都输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常常遭遇出版商和其他债权人的逼迫,他们不断威胁他:你要是再不还债,就把你关到拘留所去——当时俄国有一种专门关押不还债的人的拘留所。在写《罪与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向朋友抱怨,说写小说是“诗意的事业”,需要我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可是那些讨厌的家伙老是来逼债…… 这当然是抱怨的话,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诗意”,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个诗意的说法?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是一个作家,有文学的敏锐和洞察力,他还是个癫痫病人,经常口吐白沫、痉挛,倒在地上,这样的病态又给了他与一般作家不同的特别的感受力。俄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情感浓得像烈酒的人,也有淡得像白开水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别的感受力,使他总是特别能体会那种内心如同烈酒的俄国人:他们生命力很旺盛,欲望很强烈,但同时,他们的伦理感也非常强。这两种精神品质,生命欲望和伦理感,本身就会冲突,又偏偏遭遇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个大事情——特别需要上帝又没法相信上帝,内心冲突就更激烈。绝对价值是什么?是对人的灵魂和肉身的一种安排,它能够使人的内心达到某种平衡。一旦这个安排和平衡丧失了,生命欲望就会四面冲击,内心就会很乱。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俄国人内心的这种乱,他全身心浸入这种感受,观察、想象、分析,用小说把它呈现出来,这个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诗意的事业。
  这就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住在城里的人(这一点和托尔斯泰就不同),他们不论年老年轻,也不论身份和职业如何不同,都处在剧烈的内心冲突中,挣扎、痛苦、受煎熬。其中有的人最终似乎能够摆脱这种困境,找到某种信仰的可能,但更多的人是毁灭。
  第二,他的小说的几乎所有的形式特点,都和人物的这种内心冲突有关。比方说,小说通常都比较长,他似乎总是需要一定的篇幅来充分地展现人物的内心状况。其次,他早期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可很快就转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这很可以理解,第一人称叙述是受限制的,特别是当他要用一群人物、而不是一两个人物,来呈现俄国人的内心混乱的时候,转向第三人称叙述是非常自然的。再次,正像巴赫金归纳的,他的许多小说都是复调式的。此外,他喜欢用肖像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内心状态,喜欢很仔细地描写人物的脸部表情,特别是眼睛和眼神。还有,他常常设置大段的对话,在推进这些对话的时候,他非常从容,慢慢地推进;可一到叙述人物的行动,他的笔触往往很急促,这种急促的叙述中,时不时还会镶嵌一些让人一下子要打一个哆嗦的非常刺激的情节。比如小说中那个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两次充当了这样的情节。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家里的床上,刚做完噩梦,一睁开眼,就看到他俯身盯着自己。另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摆脱了失败情绪,想振作起来了,就遇到这个地主,悄声地对着他耳朵说,我听见你承认自己是凶手了。一方面是镶嵌着这样的让人吓一跳的情节的急促的行动叙述,另一方面是缓慢推进的人物对话,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他的小说的基本的叙述方式。
  与此相关的,是他那些直接的心理描写的双重性。一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当作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来描写,他总是要在他们身上放进一些俄国人的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可是,如果光这么写,很容易写得抽象,缺乏感性的吸引力,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同,他的心理描写还有另一重意蕴:他对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个性心理,刻画得很细致,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地想去自首,又不断地犹豫,这些细微的心理活动,都写得很真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性面貌很鲜明。正是这些活的个人,汇聚成对一个大的普遍的精神困境的展示。
  上面说的所有这些小说的形式特点,都是因为要呈现俄国人的内心冲突和精神困境这一总的意图而形成的,或者说,是跟这个总的主题同步形成的。而主题和形式的这样的密切的结合,不仅表现在《罪与罚》里,也表现他的其他很多小说里。所以,我们是很难单独拿他某一部小说来讨论他的小说的形式特点的,他的小说在形式上都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同呈现了这些形式的特征。
  以上是开场白,把我们进入《罪与罚》之前的一些基本的理解,概括地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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