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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
| 作者：祝总斌（… 文章来源：北大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0-6 |
| 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书·卫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62]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他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是不该他继位的。但他在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多次要立他为太子，因晋武帝是长子方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即便不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晋书·王浑传》：上书甚至说，如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太重，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榦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考虑总算很周到了。 在这二者之间，晋武帝如何选择？ 一方面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就不但表示决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而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如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曾极谏。《晋书·王济传》：他还使妻常山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入宫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以至武帝大怒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将王济贬了官。因为听说赶走齐王攸是杨珧出谋划策的，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甚至“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63]。这都说明这场斗争非同小可，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当然不愿意走，“愤怨发疾”。于是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欧血而薨”[64]。这既表明晋武帝一意孤行，决心极大[65]；同时也表明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时，即使君主干的事明显地会危害整个封建统治利益，周围大臣都看到了，但谁也阻拦不住。 另一方面晋武帝又想方设法为惠帝稳稳当当继承和巩固皇位作准备。 第一，为太子护短：一次在平吴前。《晋书·惠贾皇后传》：由于卫瓘等主张废太子，晋武帝便召集东宫官属，举行宴会，“而密封疑事”，送东宫太子处等他回答。太子不会，贾妃竟命给使张泓起草答案，由太子抄一遍交卷。晋武帝看后很高兴，“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我们知道，东宫官属包括卫瓘经常与太子见面，太子水平如何应了如指掌，有何必要考给他们看呢？而且既要考试，为何不当面进行，而竟让太子在东宫里回答？很明显，这是纵容弄虚作假，以便炮制出一篇考卷来塞群臣之口。其所以要考给东宫官属看，就因为他们最了解太子情况，太子的笑话多半是他们透露出去的，需要公开考这么一下，暗示他们今后不要乱说了。这一点恐怕东宫官属都清楚，晋武帝也知道他们清楚。但这一层薄纸谁也没捅破。这就是卫瓘为什么“大踧踖”的真正原因[66]。另一次护短是在平吴之后。《晋书·和峤传》：因为曾说过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有一天晋武帝便对他以及荀顗、荀勖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然而见了太子回来，“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67]，而和峤仍倔强地说：“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其实，太子肯定没什么变化，所以晋武帝自己也说得很不理直气壮：“差长进”，“粗及世事”。他希望的是：三个人能“希旨”，说两句好话，造造舆论，谁知和峤仍直言不讳，使自己下不了台，然而这是事实，无可奈何，只能“不悦而起”了[68]。这两件事说明，晋武帝为了坚持传位惠帝，不惜自己哄自己，还要求群臣和自己相互哄骗，已经顽固到了何等程度！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资治通鉴》卷八二太康十年条称，皇孙司马遹（惠帝子）五岁时，一次宫中夜失火，晋武帝站在楼上观望，“牵帝裾入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司马懿），故天下咸归仰之”。据说，“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姑且不论失火时五岁小儿说这番话是否可信，即便宫廷薰陶加上本人聪明真说了这番话，也终究只是一个孩子，对惠帝的统治济得甚事？何况长大后很不成材，“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官属杜锡谏，竟“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毯中而刺之”。这种品行，晋武帝在世时应已多少有所暴露[69]，这个皇孙究竟可恃到什么程度，恐怕晋武帝自己也会打问号的。然而“恃皇孙”这一思想其所以始终不变，除了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外，恐怕就是晋武帝要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吧。 第三，替太子安排辅政大臣：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托付得人，或许不至于发生后来那样的风波。然而晋武帝托付的却是杨骏和汝南王亮[70]！杨骏是晋武帝的岳父，侄女皇后杨艳是惠帝亲母，杨艳死后，女儿杨芷又继为皇后。《晋书·杨骏传》：“素无美望”，但却被晋武帝“超居重位”，任为侍中、车骑将军，和两个弟弟珧、济一起，“势倾天下”。尚书褚 、郭奕上表警告说“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不听。病危时杨骏又被任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辅政大臣。他在晋武帝死后“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固然，据本传，晋武帝愿意托付汝南王亮和杨骏两人，由于杨骏和杨后乘晋武帝病危之际耍了手段，方才专任杨骏一人。但汝南王亮是什么人呢？是否他若参与辅政，局面就不会象后来那么糟呢？恐怕未必。因为汝南王亮也是个庸才。据《晋书》本传，在他的历史上战无不败。曾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入晋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又在抵御羌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再次免官。大概因为是晋武帝的叔父，辈分高，所以后来又当了“宗师”，专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显然这是个无法安插而又不能不安插的无能之辈！这从晋武帝刚死时他对杨骏的态度也可看到。《资治通鉴》卷八二永熙元年条：亮为杨骏所排，由太尉、录尚书事出为豫州都督，出镇许昌。尚未离京，武帝死，“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后听说杨骏要讨伐自己，“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暴露得相当充分。这样的人，即使不为杨骏所排，恐怕同样对当时政局无能为力，这从杨骏死后他被推出辅政而又轻易为楚王玮所杀[71]，也约略可以推测到。从杨骏和汝南王亮的情况，必然要发生这样一个疑问：晋武帝为什么要找这一对宝贝辅政呢？是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恐怕未必。因为无能的汝南王亮是晋武帝亲自处理安排的，绝不可能忘掉。而就杨骏说，不但早已有人进谏说他“小器”，不可重用（见上），而且他“以后父超居重位”后的十多年中，未对西晋的文治武功出一谋，划一策，立一功，这一点晋武帝应该也是清楚的。所以我认为晋武帝用这二人辅政，不是糊涂，而是有意识这样安排的。对于杨骏，晋武帝看中的可能正是他的“素无美望”和无能，因为在“宗室殷盛”的西晋，尤其在晋武帝作了周密布置之后[72]，杨骏除了老老实实辅佐外孙惠帝之外，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当然，“宗室殷盛”而让外戚辅政，肯定会引起宗室的不满与愤怒，所以又拉上汝南王亮。亮当过“宗师”，平庸无能而辈分又很高，晋武帝取他恐怕也正在这两点。因为这样既可抚慰司马氏之忿，而又不必担心象齐王攸那样可能发生篡夺的危险。《通鉴》卷八一太康三年载，晋武帝在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的同时，马上任命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平息舆论对逼走齐王攸之不满，另一方面恐怕就已打算今后让汝南王亮当辅政大臣了，所以要以他为“太子太傅”。在晋武帝心目中，安排这样一个宗室来与外戚杨骏互相配合，而不偏任，惠帝的江山就十分稳固了。后来当杨骏独揽大权，排斥汝南王亮时，傅咸曾建议说：“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73]。虽然强调的是二人应和衷共济以趋吉避凶，却从另一角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晋武帝安排的意图。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万没有想到“愎谏自用”的杨骏竟敢于排斥汝南王亮，连弟弟杨济的话也听不进[74]；而懦弱的汝南王亮也就听其摆布，束手无策。更没有想到，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怎能容许由两个庸才来给白痴皇帝辅政实际上等于掌握全部皇权，而不觊觎，而不争夺？何况杨骏又排斥了汝南王亮独掌大权，给了人以口实？ 就这样，晋武帝出于偏心，继位人选错了，辅政大臣也挑错了，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晋武帝这一措施的后果： 杨骏执政才一年（290年3月—291年3月），就被惠帝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利用宗室和群臣的愤怒，轻轻易易地杀掉了。随后汝南王亮被请出来辅政，然而庸懦的汝南王亮又怎能压得住阵？不过三个月，贾后又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的矛盾，使玮杀亮，然后又设计杀玮，把全部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由于任用了“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而又“无逼上之嫌”的庶姓张华以及裴頠为宰相[75]，在此后数年中勉强维持了一个和平局面。但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强大的司马氏宗室又岂能甘心听“昏虐”的贾后摆布呢？恰好后来贾后杀了愍怀太子司马遹，于是以此为借口，赵王伦便于公元300年起兵杀掉贾后，幽禁惠帝，篡夺了皇位。不幸赵王伦又“素庸下，无智策”，不足以控制大局，头上又有一顶“篡夺”的帽子，所以不久即被齐王冏、成才王颖、河间王颙推翻。这时斗争也从宫廷政变演化成大规模兵戎相见。随后诸王又因为年纪轻、资历浅、威望低或是惠帝的疏属，彼此互不相让而动兵，“八王之乱”便更加激烈地展开，形成所谓“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的局面[76]。西晋王朝也就在这一次次的斗争、屠杀、破坏中，由盛而衰，每况愈下了。 从这一次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77]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晋书·文六五传》史臣曰：如果齐王攸不死，“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光辅嗣君，允厘邦政，……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王夫之甚至说：“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后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78]这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历史真相。 这个看法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 首先，如前所述，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本来对中央集权制度起的作用主要是巩固而不是破坏，其所以会发生转化，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这一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晋武帝早已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而他在世时却始终没有发生过一起诸王叛乱的事件。 其次，诚然，“八王之乱”的爆发和军队是分不开的，但和军队分不开是否就意味诸王手中掌握大量军队就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却不然。如果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先指使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启惠帝，夜作诏，“诬骏谋反”。杀骏后，又“矫诏”囚禁杨太后。 公元291年贾后杀汝南王亮和楚王玮：“（贾）后使惠帝作手诏”，赐北军中候楚王玮，命他带兵免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官。玮因与亮有私怨，于是借此“矫诏召三十六军（驻在洛阳城内外保卫京城宫城的军队）”，杀亮。可是随后贾后听从张华之计，不承认惠帝曾赐玮手诏，并当众宣布“楚王矫诏”，于是“众皆释仗而走”，不但三十六军散掉了，连楚王玮北军中候的兵也散掉了。“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 公元300年赵王伦杀贾后：“矫诏”命军兵入宫。贾后看到来抓她的齐王冏时，惊曰：“卿何为来？”对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并求救于惠帝。可是白痴能有何作为，何况他也落入了赵王伦手中！贾后终于被“矫诏”赐死。 公元300年淮南王允攻赵王伦：本来手下兵不多，但他大呼曰：“赵王反，我将讨之”，“于是归之者甚众”，并连连得胜。而后来失败又是因为支持赵王伦的伏胤“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下车受诏，胤因杀之”。 公元301年齐王冏等灭赵王伦：虽然冏当时是都督豫州诸军事，但和赵王伦比，兵力甚弱，其力量主要来自宣布赵王伦“篡逆”（时伦已废惠帝自立），争得了人心。当新野公歆得到讨伦檄文时“未知所从”。嬖人王绥说：“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但参军孙询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保亲疏强弱之有！”“歆乃从冏”。当檄文到达扬州时，刺史郗隆犹疑不决，部下皆说：“赵王篡逆，海内所疾，今义兵四起，其败必矣！”隆仍观望，不公布檄文，为愤怒的部下所杀。当齐王冏的使者至邺时，卢志对成都王颖说：“赵王篡逆，人神共愤，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杖大顺以讨之，百姓必不召自至……。”颖乃出兵讨伦，“羽檄所及，莫不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 公元302年长沙王乂又杀齐王冏：起因是河间王颙长史李含从洛阳逃出，诈称受密诏，使颙诛冏。颙借此“檄长沙王乂使讨冏”。时乂正在京师任职，得檄后立即驰入宫中，“奉天子”攻冏。冏派人宣布乂“矫诏”，乂又称冏“谋反”。连战三日，掌握惠帝在手中的乂得到胜利。 公元303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杀长沙王乂：讨伐的借口是乂“专擅朝政，杀害忠良”。颖派陆机率军二十余万由邺指向洛阳。而乂则让惠帝下诏宣布他们是“奸逆”，并“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机军大败”。颙又派张方率精兵七万讨乂，乂同样“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方遂大败”。乂后又屡胜的原因是：“未尝亏奉上之礼，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只是由于东海王越暗中与殿中诸将勾结，夜里捉住了乂，控制了惠帝，“启帝下诏免又官”，随后才杀了乂。[80] 以上史实说明什么？ 它说明“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其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出专方面重镇之诸王的军队（有的政变、战争且和诸王出专方面重镇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所周知，东汉末年进行过激烈的混战。但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力量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极大削弱情况下爆发的，除少数人外，一般不打什么拥护皇权的旗号，也不“矫诏”，而是凭借手中兵力赤裸裸地实行割据和争夺地盘、财富与劳动力。“八王之乱”则不同。由于晋武帝二十六年的统治，形成了强大的皇权，虽然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但在一个时期内过去的影响仍是强烈的。赵王伦一“篡逆”，立即遭到全国反对，惠帝被请回复位时，路上“百姓咸称万岁”[81]，都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八王之乱”的各个发起人（包括开始发动政变时的赵王伦）都懂得，要争夺就得争夺中央大权，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就得打着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必要时就得“矫诏”。也就是说，必须借助强大的皇权来达到个人目的。否则，单纯依靠手中的兵力发动政变和战争，或不去争夺中央大权，径直保地自守，实行封建割据，公开与强大的皇权对抗，都将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自取覆亡。 但这一策略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采用。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得人或基本得人，中央政局稳定，这一策略就很难采用，即使采用，也很难得逞。因为很快就会被揭穿。所以问题又回到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上。即由于惠帝是白痴，是“土木偶人”[82]，辅政大臣又无能，它不但如前所述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而且另一面还给他们采用这种“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83]的策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贾后明白这一点，所以敢于“使惠帝作手诏”命楚王玮杀汝南王亮，随后又毫无顾忌地宣布对方“谋反”，自称受“密诏”，甚至“奉天子”讨伐对方，玩惠帝于股掌。就这样，强大的皇权实际上变成挑起战乱，破坏皇权的有力工具了。而这一切很显然都根源于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排，不但“八王之乱”爆发不了，而且诸王或诸王兼都督必将继续有力地巩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西晋王朝。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晋武帝时形成的强大皇权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道理很简单：惠帝太不争气。本来人们对惠帝期望甚高，支持他，拥护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稳定因素，结束混乱局面。谁知在一次又一次的丑恶斗争中，他不但不能结束混乱，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来发动战争。特别到了“八王之乱”的末期，一方面诸王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大[84]；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局混乱招致的全国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发展[85]。在这种情况下，惠帝的号召力逐渐削弱了，晋武帝留给他的一个时期内的威望慢慢消逝了。到后来，他甚至被人看成是恢复和平的一块绊脚石，希望赶快由一个英明的皇帝来代替了。这可以由以下之事得到证明。公元306年，惠帝食饼中毒而死。《晋书·惠帝纪》称：“或云司马越之鸩。”没有定论。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此事。另一面，《晋书·怀帝纪》载：初即位，“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两相对照，就可看出傅宣的话，绝不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惠帝愚昧的不满，迫切要求一个象晋武帝 [1] 为行文简便，本文的“八王之乱”一词包括贾后乱政。 [2]《文选》卷四九史论类干令升《晋纪总论》。 [3]《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上书之言。 [4] 《三国志·魏书》卷一九《陈思王植传》。 [5]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6]《三国志·魏书》卷一九注引《魏氏春秋》。 [7]《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注引袁子。 [8]《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卷四八《段灼传》。 [9]《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 [10]《晋书·地理志》。 [11]《汉书·诸侯王表序》。 [12]《晋书·地理志》。 [13]《晋书·职官志》。 [14] 以上参见《晋书》之《地理志》及诸王本传。王国的户数是太康元年数字，诸王食户是泰始年间数字，二者并不正相值，但诸王食户只是王国户数的一部分则是没有问题的。 [15]《通典》卷三一、《宋书·百官志》、《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 [16]《晋书》卷三七《高阳王睦传》。 [17]《晋书·职官志》。《资治通鉴》卷七九系于泰始元年。 [18] 考西晋王国官属无“中郎”，而有“中尉”掌兵，根据段灼两次上书强调王国“缮修兵马”、“增益其兵”的精神看，“郎”字可能是“尉”字之误。 [19] 以上参见《晋书·职官志》。 [20] 参见《晋书》之卷五四《陆云传》、卷三八《乐安王鉴传》、卷九一《儒林·陈邵传》、卷四六《刘颂传》、卷九一《儒林·汜毓传》、卷九四《隐逸·辛谧传》、卷七十《甘卓传》。还可参《太平御览》卷二四八引《山公启事》。 [21]《晋书》卷三九《荀勖传》。 [22] 当然，诸王也养有私兵。《晋书·淮南王允传》：为中护军，“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讨伐赵王伦。然据下文“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而且数量不多，加上中护军帐下亲兵才七百人，应该就是本传所说的“密养”的“死士”，这是一小部分亡命徒，和晋王朝配备的王国正式军队不同。 [23]《晋书·职官志》。 [24]《晋书·王浑传》：迁司徒，虽为文官，犹加兵。楚王玮起事，浑“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这里的“家兵”大概不是私人豢养的军队，而应和骏、亮情况一样，是所加之兵。因为一个文官司徒在京师洛阳蓄私兵千余人，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允许的。 [2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 [26] 西晋一些虚号将军常有“营兵”。如《晋书·羊祜传》：为卫将军，“给本营兵”。《王濬传》：拜辅国大将军，“增兵五百为辅国营”。这些营兵可能是“加兵”的一种，是因为长官有军号而得到军号的。赐给无军号之长官，大概就泛称“加兵”了。 [2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19-26页。 [28]《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传》。 [29]《晋书·职官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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