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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北岛
作者:查建英    文章来源:八十年代访谈录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6-19

摘自: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查建英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编者按:之前我们曾经从这本书里摘录了崔健的访谈,从点击量看似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次我们将北岛的访谈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从中了解八十年代诗人的内心深处,以及八十年代诗坛的风起云涌。
 
 

  Beidao

  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一九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住美国加州。其作品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并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近年在国内出版的有:《北岛诗歌集》,散文随笔集《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

 
 
 
  【主持人手记】

  本来也想面谈,谁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居然就是碰不到面。当中有一回北岛回国探亲一个月,我也在北京,但当时甘琦已经怀胎九月,他们的儿子马上就要降生,又要忙着装修刚买的公寓,新生活就在眼前,哪里顾得上聊什么陈年旧事?通了几次电话,北岛不是在出租车里就是在和亲戚喝酒吃饭,匆匆忙忙的声音听上去疲倦而幸福,让人不忍打扰。儿子在平安夜降生,几天后,北岛签证到期,离京返美。他说自己嘴笨,更愿意笔谈。于是就有了这么一篇电脑上传递的问答。

  半年之后,我和北岛分别接到邀请去欧洲开同一个会议,在夏季的巴黎见面。当晚在赵越胜夫妇家后院聚会,赵越胜亲自下厨掌勺,

  良辰美景佳肴,有醇酒数瓶佐餐助兴,众人畅谈直至凌晨。北岛照例喝醉,倒在客厅沙发上沉沉睡去。越胜边斟酒边说:当年读那首《我不相信》,我X,这孙子怎么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概括得这么准啊!当时哪知道是这么没文化一家伙!说完很体贴地起身去给诗人盖了一条毯子。

  这回算起来,我认识北岛竟已二十七年。如今我怕读新诗。偶尔读,往往是麻木,没反应。但前些时偶然读到郭路生在精神病院里写的几行诗,居然心里划过尖锐的疼痛。看来上帝在某个时刻会扶着尘世中某个人的手写下某些文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岛是一代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还有食指,还有芒克。

  不会忘记初次读到“我——不——相——信!”那一刻的震撼。只有真正相信过的人才可能感到那样震撼。我相信过。据说现在出了不少校园诗人,但他们当中还有这样的诗、这样的读者吗?我不相信。

  北岛访谈(笔谈)

  查建英:访谈阿城的时候,他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表现期”,各种思潮的酝酿其实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比如下乡知青当中,各种交流一直相当活跃。能不能请你也先勾勒一下八十年代之前你和你周围朋友的大致生活轮廓?先说你自己吧。你生长在北京,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他们在“反右”,“文革”中受过冲击吗?

  北岛: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医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随波逐流,虽在“文化革命”中受过冲击,但还算是幸运的。我同意阿城的说法。如果八十年代是“表现期”,那么七十年代就应该是“潜伏期”,这个“潜伏期”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一九六九年我分配到北京六建,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而我大部分同学都去插队了。每年冬天农闲期大家纷纷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可热闹了,除了打群架、“拍婆子”(即在街上找女朋友)这种青春期的疯狂外,更深的潜流是各种不同文化沙龙的出现。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而地下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形成自己的小沙龙。

  查建英: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那么,你曾经有过一个虔诚的信仰期吗?是什么经历触发了这种迷失感呢?请谈谈你的少年时代。

  北岛: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革命”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我记得王绍光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所谓文革派系冲突背后的群众基础。记得当时那些联动的头头就扬言,二十年后见高低。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果然进入商界政界,成为“栋梁”。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查建英:那时最喜欢读哪类书?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观和后来写作发生重大影响的书?

  北岛: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我们就开始读书了。那时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读的都和政治历史经济有关,准备为革命献身嘛。当建筑工人后,我的兴趣开始转向文学。当时最热门的是一套为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即“黄皮书”。我最初读到的那几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 岁月·生活》等,其中《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现在看来,艾伦堡的这套书并没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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