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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的笑声——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作者:段炼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2-8
17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

  这种残酷的行为,为何吸引了众多的印刷工人?在现代人眼里,屠猫仪式即使不让人憎恶、反感,也实在没有任何可笑之处。然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回答:“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而觉察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正是达恩顿探究工作的起点。那就是,碰上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找到了进入陌生心灵的入口。

  
  芸芸众生的“市井之道”

  《屠猫记》试图探讨的正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不只是他们想些什么,还包括他们怎样思考——“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一蜿蜒小径通往历史地图上尚未明确标识的一片精神高地——心态史。达恩顿说:“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质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时所看到的历史。”

  秉承着这样的职业精神,达恩顿紧握从灯光昏黄的资料室里发掘出的各异其趣的文献,纵身闯入心灵史的密密丛林,寻找通往文本“幽暗之处”的曲径。一系列《小红帽》故事的原始版本,一段印刷所学徒对屠猫仪式的记叙,一份资产阶级人士关于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手稿,一名警察保存在档案盒中神秘的“作家纪事”,一棵被承前启后的哲学家们修剪过的《百科全书》“知识树”,以及一纸来自嗜书如命的卢梭著作发烧友的购书单,都成为开启18世纪思想迷宫大门上那把锈锁的钥匙,也成为历史“林中路”上斑驳的心灵光影。

  恰如达恩顿所言,阅读是贯穿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究其本质,别无二致。同样,考据模式千差万别,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无非是为了“寻找意义”,寻找那些事过境迁仍能幸存,并且为当代人铭记的意义。在历史研究的理念与模式急遽转型的今天,《屠猫记》见证了达恩顿阅读与考证的新追求——如果说,先前的观念史家追踪的,是精英思想在一代代哲学家那里燃灯传薪的过程,那么,民族志史学家则低头向下,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坦率地说,在《屠猫记》中,我们看不到达恩顿从普罗大众中慧眼识英雄的万丈雄心,他倾尽全力探究的,只是芸芸众生如何借助他们熟悉的事物、故事或是仪式(而非逻辑命题),来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市井之道”。就像本书所揭示的,同样一则民间故事,尽管意大利的版本喜气洋洋,德国的版本惊悚悬疑,法国的版本曲折离奇,英国的版本搞笑逗趣,但在历史发展的汹涌洪流里,它们无一例外地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并且为他们提供处世的策略。

  
  思想方式的文化塑造

  就这样,当《小红帽》 《睡美人》和《灰姑娘》的故事,一次次在18世纪的草垛和炉火旁制造不绝于耳的笑声时,看似隔绝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圈子在这里有了交集。这与中国道家典籍《关尹子》所言似乎暗通款曲:“观道者如观水,以观沼为未足,则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泪皆水。”达恩顿也饶有趣味地说:“‘炉边夜谈’使得乡村的通俗传统流芳后世,仆人和乳母则为民众的文化和精英分子的文化搭起桥梁。”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钟摆朝着文化史(心态史)的一端悄然回摆。由于过分依赖文化的量化,“年鉴学派”强调从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探测文化的历史主张,以及他们通过计算来衡量心态的研究方式,正在遭遇新史学的多角度挑战。而那种认为只要正确掌握社会背景,文化的内容会自然而然地浮现的假定,也因为低估了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而仅仅成为历史学家的一相情愿。对此,达恩顿一言九鼎:“历史学家应当看得出文化如何塑造思想方式,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

  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史学中以线性史观来推知文化变迁,且视之为“大观念”向下渗透的残留物的态度,的确容易与变动不居的历史真相南辕北辙。而且,正如劳伦·斯通在研究家庭生活时所发现的,心态经常在相对稳定的期间发生变化,也经常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维持相对稳定。所以,更现实的描述应该是:文化的潮流激荡交融,同时穿透不同的媒介与联系团体,让“隔阂深广如农民和‘沙龙’圈子的世故人士”也能如影随形。


  声东击西的屠猫仪式

  在本书中,达恩顿对于屠猫仪式的研究,则展示了在心态史研究中,人类学与文化史联姻的美妙前景。这一努力,与他曾和克里福德·吉尔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讲一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讨课的经历密切相关。正如达恩顿所说的,“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而“掌握了对猫的大屠杀的笑点所在,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

  为什么是猫?为什么杀猫那样有趣?在达恩顿的跟踪追击之下,屠猫仪式的秘密无所遁形。穿越早期现代的劳工关系的堡垒后,达恩顿的笔锋拨开了笼罩在通俗仪式与象征主题之上的迷雾。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早期现代人的仪式周期中,狂欢节与大斋节(即一段狂欢期之后紧接着一段禁食期的周期)的地位最为显赫。用巴赫金的话说,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在狂欢节里,民众挣脱社会守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仪式性地颠覆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现行制度,放浪形骸,百无禁忌,庆贺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与禁令的瓦解。可以说,狂欢节的一切形式与象征,都闪耀着交替与更新的激情,也笼罩在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权力可笑的相对性意识之中。“这是真正的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巴赫金语)。

  随着狂欢节与大斋节的交替上演,民众也借着有限的冲动,测试社会规范的限度,挑战权力的底线。而在早期的近代欧洲,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如同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时揭示的,“文学作品描写残害动物,绝不是少数神经病作家发泄虐待心理的幻想成果,而是表达大众文化的一股伏流”。作为巫术的象征,从东方到西方,猫的能力无远弗届。狂欢、偷情、闹新婚和屠杀,旧制度下的人从猫的哀号中可以听出丰富的内容。圣塞佛伦街印刷所的师傅师母——“一群迷信、心甘情愿任神甫摆布的傻瓜”——更是把夜半猫叫,理所当然地视为魔鬼附身的众巫夜会,不得不求助于一干弟子。

  于是,随后举行的屠猫仪式,不如说是工人们“苦心孤诣用这样的方式处决猫,实则声东击西地判决师傅一家”。同时,他们也借审判和行刑的仪式,以诙谐的方式,戏仿法治主义,嘲弄社会秩序,发泄心中积怨。这种被达恩顿戏称为“当着资产阶级的面掀翻桌子”的举动,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羞辱”。作为审判雇主的象征仪式,在充满戏谑的屠猫活动中,古灵精怪的弱势群体,让他们的强劲对手暂时性地陷入了荒诞的泥淖之中。看着师傅和师母斯文扫地、惊慌失措,印刷学徒们的笑声在圣塞佛伦街上空久久回荡。

  这种拉伯雷式的狂欢的笑,是一种“节庆的诙谐”。而诙谐的自由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在那个时刻难得地屏蔽了全部官方体系、所有禁令与等级观念,强化了在节庆氛围中所创造的形象的幻想性和乌托邦的激进主义。所以,巴赫金说,这种狂欢的笑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也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与者),整个世界看起来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更是双重性的,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

  
  时断时续的阶级自由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笑渐不闻声渐悄”,达恩顿告诉我们:“笑声有其局限,即使是拉伯雷式的放纵无度的笑声也不例外。笑声一旦消退,桌子自然恢复原状;就像历年的推移从大斋节持续到狂欢节,旧有的秩序再度紧紧掐住狂欢人的脖子。”

  由此可见,旧秩序虽然也允许居弱势的一方,以诡计和恶作剧的方式,将优势者的虚荣与愚蠢,暂时性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并通过这一系列短暂的情绪突围,实现自我愉悦和调适;但从长远看,屠猫仪式上的捧腹大笑,可能存在于一时,却难以传之久远。更关键的是,笑声的冲击波在固若金汤的劳工体系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既有的体系内发生作用,成为一次次狂欢氛围中“戴着镣铐的舞蹈”。衣衫褴褛的学徒们以逗趣和诡计,暂时性挑战了主人强悍的权威,而自己却无法做到咸鱼翻身。

  可见,18世纪印刷学徒们屠猫式的精神暴动,虽然左右逢源地操纵着仪式与象征方式,但最终只是一种舒缓当下身心压力的权宜之计。所以,达恩顿总结陈词:“归根结底地说,诡计作风表达的是一种出世之道,而不是激进主义的潜在压力。他提供的是跟无情社会打交道的方法,而不是把那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妙方。”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半个世纪后,巴黎的工人居然以类似的方式掀起一场骚动,同样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戮和即兴而起的群众审讯”。把这次骚动视为法国大革命九月大屠杀的预演不免有几分突兀。不过,达恩顿说:“这一次的暴力突发事件,确实具有群众造反的意味,虽然仅限于象征层面。”

  诚然,对于印刷工人来说,他们发起屠猫仪式时未必会如今天的史学家一样寻根究底。象征只有在隐语曲笔的“文义格局”的夜幕下,才能映衬出它独特的光芒(更何况是暴力和性的象征)——模棱两可足以捉弄师傅,快手猛击足以打中师母。“这是拉伯雷式笑到弯腰捧腹的那种的笑声,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维多利亚式那种皮笑肉不笑。”达恩顿风趣地写道,“巴赫金已经说明,拉伯雷的笑声如何表达通俗文化的一个特色,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那是一种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在那种文化当中,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象征和隐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1789年那样成为全面的暴动。”

  但是,从圣塞佛伦街屠猫仪式上发出的笑声,能否真的震垮巴士底狱的高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当谈到“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时,托克维尔这样写道:“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旧制度的张力,使得革命前夜的屠猫仪式不乏风趣,却也充满风险。学徒们“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况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

  不过,达恩顿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事实上,如前所述,这种“愚弄资产阶级而不会让他有借口炒他们鱿鱼”的闹剧,体现的正是“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必须小心翼翼而又有所节制。狂放背后的风险意识、自由之下的自我约束,折射出旧制度下工人阶级有限的强悍和身不由己。所以,达恩顿不得不承认:“印刷工人认同的是他们的行业,而不是他们的阶级。他们虽然组织协会、策动罢工,有时候还抬高工资,却仍然一贯服从于资产阶级……因此,直到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他们的抗议大体保留在象征的层次。一个‘复本’,就像一场狂欢,有助于排散蒸汽,却也制造笑声,而笑声是早期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虽然在劳工的历史洪流中已经听不到了。”
  
  可是,达恩顿是否真的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重组了两个世纪前业已解体的象征世界?

  他用慧心妙笔在《屠猫记》中给出了一种解释,却不能令人充分信服。看得出来,达恩顿努力穿梭于文本与文义格局(语境)之间,将历史中经验的共同基础与独树一帜的要素冶为一炉。但遗憾的是,在本书“结语”部分中,达恩顿式心态史研究的内在紧张依然暴露无遗——一方面,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再也犯不着牵强附会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他又坦承在方法论上,“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他意识到了“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另一方面,他却忘记了将头探到文本丛林之外,朝更为辽阔的社会史原野看一看。而“作品一出,作者即死”的后现代史学潜意识,使他的心态史研究落入了“从文本到文本”的“过度诠释”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屠猫记》中,达恩顿曾以相当多的篇幅,对“年鉴学派”的理论假定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是,作为“文化震撼的一场演练”(《高等教育编年》),在某种程度上,《屠猫记》也暴露了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后的进退失据。可以说,作为现代—后现代史学研究中攻防转换的一次演练,《屠猫记》的精妙之处与局限所在,既标志着现代史学的垂垂老矣,也昭示了现代史学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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