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末，《鲁迅与周作人》出版后，我开始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写一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那时候国内学界，正关注着“现代性”的讨论，彼此的争论十分热闹。但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时，人们热衷谈论的福柯、德里达、哈本马斯等人的著作，我均未读过。我朦胧地感到，90年代学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胡适、鲁迅那代人中，就存在过，只不过是话语方式，有了变化。后来汪晖在电话中，和我曾表露过类似的看法。那意思是，当下一些文人争执的问题，与鲁迅那代人比，深度上存在问题。这增强了我写作《鲁迅与胡适》的勇气。我觉得，在反观这两位智者的恩怨之旅时，所得到的启示当不亚于当代学人的著作。仿佛一面镜子，探讨20世纪中国“被现代”的历史，这两人所折射出的隐含，是极其重要的。
沉浸在鲁迅与胡适的世界里，如果不是武断和偏执的话，我们确可以梳理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深切的东西。这也就是汪晖所言的“现代性”的悻论。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
我以为从两人身上看到的文化隐含，要远远超过陈寅恪、钱钟书这一类的文人，他们对未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甚至也超过了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前辈。鲁迅与胡适身上纠缠的文化冲突，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在第三世界，也具有着非同小可的价值。至少在今天，当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时，能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参照的，也许正是这两种类型的人。鲁迅与胡适对现代性的既相近又充满对立的文化思路，正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仍逃不过去的劫运。
这一本书的写作，充满了难度。因工作的变化和杂事缠身，又多次中断下来。时间竟过去了一年有半。书写的过程其实正是对自我挑战的过程，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你会感到失望屈为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选择这一种方式既与自己的知识限度有关，更主要的，也是我的境遇使然。能自由地阅读和自由地书写是快慰的，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去传递精神王国的隐秘，并将复杂的存在简约地描述出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幸福。我知道这是逃避困惑的一种自娱，书中一些本应深化的陈述，竟被简化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痼疾。这本书完稿的时候，我其实已意识到了它的某种缺陷。
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知识界给世界留下的记忆并不很多。我很珍视这一次的精神旅行，但愿也同时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刺激。曾为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仅仅拥有鲁迅、胡适是不够的。在现代精神谱系上，应当诞生更多的富有挑战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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