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自由”与迫害、灭绝印第安人同步进行，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奇观早在欧洲人登陆美洲时就出现了。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方纳一笔带过。19世纪美国的西进是17世纪初英国移民越洋西进的延续，两者的驱动力都是贪欲。“美国自由”的故事必须从破除“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神话开始。

　　促使早期英国移民登上横渡大西洋海船的并不是自由的精神，“五月花号”上的宗教分离主义者更不是自由的信徒。16世纪的英国急于寻找通往东方的航道并建立海外殖民地，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当时的权力和知识也是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帝国的扩张伴随着地理学的发展。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1552—1616）的《论西部种植》和三卷本《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海、游历和发现》都是16世纪末的作品，它们和萨缪尔•珀切斯编纂的四卷本《哈克卢特遗作，或珀切斯游记》（1625）激励起英国人投身海外冒险、殖民的热情。哈克卢特本人还致力于北美殖民计划，参与申请开发弗吉尼亚的专利。诗人迈克尔•德雷顿在作于17世纪头几年的诗作《远航弗吉尼亚》（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事业始于弗吉尼亚）里鼓动不列颠人快快上船去开拓北美，今天下海远航，明日得到的将是“珍珠和黄金”。他把弗吉尼亚比为“地球上唯一的乐园”，那里物产丰富，林木茂盛，肥沃的土地不需耕耘即可收获。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勤奋的哈克卢特，

　　好好写你的《航海》。

　　读了它，渴望声名之火燃起，

　　人们永远盛赞你的智慧。见亚瑟•奎勒-寇瞿编：《牛津英诗选》（牛津，1939），第130首。

　　通过海外事业扬名，这是新的时尚。?时，美洲的处女地，又是欲望的对象。诗人多恩则在《哀歌》第19首中把“亚美利加”比为女性的身体、帝国?疆土，占有她就是长享自由。英国殖民者到了美洲后如何用长枪、朗姆酒和骗人的条约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就不必多说了。“美国自由”假如存在的话，那么它在胚胎期就是以他者的不自由来界定的。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发展神速，原因何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新殖民地何以繁荣，他认为印第安人的“让步”是关键：“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未曾开垦，或人口稀少，而且土人又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国富论》，下卷，第136页。他还说，在非洲和东印度要驱逐土人比较困难，而北美的印第安人“无抵抗力”，太“软弱”同上，第203页。，也就是说，要欺侮、恫吓他们太容易了，白人殖民者只要略施手段就能占有他们的土地。斯密分析的繁荣之因简单说起来就是：“自由”获得的沃土不必支付地租，大都不纳税，无需精耕细作就有丰产。地主为改善耕作以优厚的工资雇用劳动者，结果财富和人口都迅速增进。到了18世纪70年代，北美各殖民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高出许多，食品价格又便宜，美元实际购买力在英镑之上。《国富论》，上卷，第63页至64页。斯密没有告诉读者，北美各印第安部落也曾拒绝放弃家园，但是他们面临的敌人如此奸诈、强大、残暴，无法与之抗争。早期清教移民将印第安人视为“反基督势力”，把这些红皮肤的“魔鬼”赶入地狱是他们的天职。从17世纪到19世纪，北美印第安人没有停止过抵抗，同时遭到了一次次的种族灭绝式的镇压。美国人和他们的欧洲移民祖先相信上帝、自由和暴力，他们甚至坚信周期性地使用暴力会给本民族注入新的生命。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斯洛特金在《暴力中新生：美国边疆的神话，1600—1860》（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73年）中讨论了这一问题。“美国自由”的故事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鸠占鹊巢的故事，入侵的故事，美国史学界对印第安人被杀戮和驱逐（以及随之而来的失去生活来源）的经历、印第安文化的消失、欧洲移民抵达北美时的印第安人口（远远超出原来的估算）已经作过很多研究，方纳在这方面语焉不详，多少有点令人失望。

　　既然已提到斯密，还想就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多说几句。华盛顿们再热爱“自由”，如果不能立国，也不存在“美国自由”。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性地支持暴动、造反，任何反政府的行为都值得称道，于是盗跖也被奉为革命英雄。美国的独立势所必然，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但是我们一个世纪以来却给它（以及相关的神话）罩上一圈神圣的光环。我国的美国史和历史教科书中相关的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一种掺杂了道义感的“进步史观”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例如《辞海》对《唐森德条例》是这样解释的：“1767年英国议院通过加强剥削和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一系列法案的总称，由当时财政大臣唐森德提出，故名。”我们再来听听亚当•斯密对此是怎样说的。

　　斯密的《国富论》是很多市场经济学家的《圣经》，但是这部著作大家谈得多（尤其是“看不见的手”这五个字），看得少。斯密在书中用不少篇幅讨论英国是否应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亦即《唐森德条例》是否合理。1766年11月至1767年3月，斯密寓居伦敦，期间曾在征税问题上协助唐森德，并为谢尔本勋爵完成有关殖民地历史的研究。他说，其他帝国的防卫费都课在属于自己的地方（殖民地），以减轻或解除自己的责任，英国则恰恰相反。英国在美洲的移民迅速致富，收入和生活水准都比大西洋彼岸强，但是他们对母国的国防或行政费用却没有贡献，护卫这些移民利益的费用全由母国支付。出于历史原因，英国从未要求殖民者按国内同胞所纳的比例交纳税款。为防御、扩张北美殖民地而进行的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所费在9 000万英镑以上，超过英国所负公债的总额，全由英国本土百姓负担。这是否公平，难有定论。出了钱的，会感到冤枉；不出钱的，盼望不改变现状。斯密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浩大的开支损害了英国本土人民的利益。殖民地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发行纸币（可用于偿还欠英国商人的债务），英国议院议决那些纸币不得定为法币，斯密说此举“最适当不过”。《国富论》，上卷，第330页至331页。至于殖民地领袖提出在英国议会他们没有代表，因而不能纳税，斯密举了根西、泽西二岛的例子予以驳斥，他以为这只是托词：

　　美洲的领导人物……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想像，如果他们的议会……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议会的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他们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像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国富论》，下卷，第191页。两位大文人也参与了关于征税的争论。伯克于1774年4月19日在下院作《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主张废除《唐森德条例》。约翰逊博士一直对北美殖民者缺乏好感，他在小册子《征税非暴政》（1775年3月8日）里支持茶税。伯克的演讲已有中译，收入缪哲译《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

　　那些美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自视极高，他们相信自己在缔造“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最大而又最强的国家”。斯密建议，既然缺乏有效手段派征?税，英国只能放弃美洲殖民地，它们不是大英帝国的省份，而是“壮丽华美的装饰”，弃之亦不足惜。斯密并不考虑接纳美洲领导人物为英国议会成员，他担心这些实力派会主导英国政治，“从全国的彩票中得大奖”。历史表明，随着美国国力增强，美国政客早就不屑于远道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会议。倒是英国议会里某些成员在主动要求成为美国一州。布莱尔配合布什作恶，被人讥为“美国外交部长”、“得克萨斯州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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