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国前后举国上下喜好抽象的“自由”概念。一个即将诞生或年轻的国家需要用崇高的理想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自由”是诸多概念中的首选，并很快变成了美国的护身符，这倒是可以理解的。进入19世纪，狂热的爱国主义使得对“自由女神”的崇拜达到可笑的程度，爱国者们说到“自由女神”仿佛是向来访者展示自己独占的专利，而对美国社会中处处可见的不自由竟无所察觉。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于1805年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时规模未具，被摩尔戏称为“第二个罗马”）写了一首诗赠英国医生托马斯•休姆。诗的起首第五行至第八行是这样的：

　　爱国志士刚离开自由女神的会议，

　　高高兴兴地回家来鞭打他的奴隶，

　　或向美貌的黑人情妇求爱，

　　在他女奴的怀抱中梦见自由。A.D.葛德莱编：《托马斯•摩尔诗集》（牛津，1915），第116页。

　　19世纪的美国史学家在撰写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时并不想讨论“自由”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他们笔下的“自由”像上帝一样具有万世不变的本质，在冥冥中指导美国沿着一条既定的“自由”之路发展壮大。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埃里史•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里则向读者展现了“自由”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内涵。他写道：“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史诗，它没有预先设定的开始和结尾，相反，它是一个不设界限的同时又充满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一个民族就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关键思想展开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的记录。”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页。既然有争论，就必然有不同的声音。确实，“自由”的论坛是各种定义冲突交锋的战场，界说“自由”者不断在改写、创造“自由”的含义。方纳把读者引入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看到“自由”的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的形态。或许我们会感到，美国的“自由”就像我国某历史时期中的“革命”，对立的团体为了争夺政治、道德制高点和切实的物质利益尽可以随意使用，最终滥得失去了意义。既然如此，讨论具体的事例和问题不是比讲述“自由”更加可取吗?愿意妥协的方纳并不想拒绝使用“美国自由”的语言，他吸纳了来自黑人、妇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美国自由”的神话色彩，同时又希望这部以“自由”为主线的美国史为受到“文化多元”冲击的美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共同的民族认同感。方纳引述杰弗逊说，新的历史环境呼唤新的语言，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老练得当的方式将旧的文字用到新的对象上。继续采用不断受到质疑的“美国自由”作为“组织性主题”，显示了作者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用意。

　　世人皆知，对无数美国人而言，“美国自由”和“上帝选民”一样具有神奇的心理暗示和安慰作用。“上帝选民”在这日益世俗化的年代已经不大适用了，保留“美国自由”就格外重要。19世纪的美国作家记载了不少“美国自由”的故事，它们已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扎下根来。可是这些故事多属虚构，这在史学界已是常识，方纳无需多费笔墨，向中国读者略作介绍倒是必要的。

　　先说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亨利的言谈举止和交往圈子是杰弗逊不大看得起的，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使亨利追求演说的戏剧性效果。据说在1775年3月23日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召开的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亨利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这位戏子般的雄辩家以“不自由，毋宁死!”为自己的高论收尾。但是据《帕特里克•亨利其人其事记略》（1817）一书作者威廉•怀尔特说，从1763年到1789年之间，亨利显声扬名，“而他在此期间的演说竟没有片言只字付诸刊行、见于遗稿或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怀尔特没有文本可凭，但为塑造亨利这座英雄雕像，他大胆想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用了所有能搞到手的‘巴黎灰泥’”，完完整整地杜撰了亨利那篇有名的演讲。“不自由，毋宁死!”最早见于英国作家艾迪生的剧本《卡托》（1713），伏尔泰有类似的表述，现在则成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有名的口号。我国清末的激进党人也喜欢用它来鼓舞士气。怀尔特创作的这篇演说词至今仍像煞有介事地出现在各种美国的爱国读本中。

　　按照另一个典型的“美国自由”的神话，《独立宣言》签署后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宣告自由来临”。这神话来自乔治•利帕德的《华盛顿及其将领——美国革命传奇》（1847）。作者在这本传奇里虚构了看钟人（“面孔晒得黝黑、衣着简朴的老人”）和小男孩的故事。《独立宣言》能否顺利签署?老人在钟楼上等候，小男孩到议事厅外的人行道上探听消息。一会儿传来欢快清脆的笑声，小男孩踮起?尖对老人喊道：“敲吧!”利帕德仿?亲临其境：

　　你看到老人眼睛里的闪光了吗?你看到老人怎样迅速挽起袖子，用他那枯瘦的手抓住铁制的钟舌了吗?老人似乎变年轻了，身上充满了活力。他挥动臂膀，坚定地摆起钟舌，钟声响了!

　　实际上，《独立宣言》根本不是在7月4日签署的，而且从来没人提到议事厅钟楼响起钟声。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记述道，7月8日《独立宣言》宣读后费城的基督教堂的钟声倒是清晰可闻，不过那里的牧师在为英王祈祷。19世纪50年代初，本杰明•路辛编辑的《美国独立革命实况画集》发表，利帕德编造的“自由钟”的故事被接受为史实，从此“自由钟”的图案成为美国人最珍爱的国家象征之一，出现在硬币、邮票和政府债券上。其实《独立宣言》在18世纪时并不是一份特别引人关注的文献，弗吉尼亚代表理查•亨利•李于1776年6月7日向大陆会议提交的议案表明，宣布独立无非是与法国订立盟约、争取军援的手段。19世纪的美国人渴望用熠熠发光的概念来确定民族特征和美国的历史使命，《宣言》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所谓的“自由钟”也就应运而生了。关于亨利的演讲和“自由钟”的材料主要取自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建国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第2部分第7章和盖瑞•维尔斯的《发明美国：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纽约，1978）。“自由钟”的故事在清末革命党人中传播很广，邹容的《革命军》中有“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之句。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里说美国“孕育于自由”，很多美国人至今仍相信自己的国家诞生于“自由”的理念。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指出，美国“自由”的种子来自早期清教移民，来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但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由”往往成为侵略扩张的不光彩的代名词。时间一长，美国人会本能地断定，凡是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就是“自由”的障碍和敌人。方纳承认，“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解放等同起来，将反对美国的人与对自由的仇恨等同起来的话语，一直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时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困惑或厌烦。”《美国自由的故事》，第123页。我们可以不提美国的外交政策，先来看看垄断“自由”的美国人如何对待美洲本土居民印第安人。

　　19世纪中叶，一位美国记者首创了“天定命运”说，其核心思想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上选择美国作为最伟大的实验，自由的成就，美国的扩张是上天的意旨。将渴求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的野心用如此美妙的语言包装起来，这是美国人的一绝。方纳选用的一幅插图十分有趣。在约翰•加斯特创作的油画《美国的进步》（1872）中，一位由自由女神演变而来的年轻女性头戴帝国之星，带领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向西挺进，印第安人和野牛群在他们前面像鬼魂般退却。布什总统和《马丁•瞿述伟》中的卓洛普先生一样，也是崇拜自由女神的。他在2005年2月说：“自由在大踏步前进。”“自由”所到之处就是战火。整幅作品明暗对比强烈，西进的自由女性所到之处一片光明。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这位文明进步的光明女神带给印第安人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记载过印第安部落被迫西迁的沉默而悲惨的场景。方纳也说，19世纪美国的大规模西进导致印第安人失去家园，“美国通过欺骗、威胁和暴力等方式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强制性迁徙，为天定命运的最终胜利和完成美国人传播自由的任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自由的故事》，第87页至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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