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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捷:西南联大:永存的精神力量——写在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
作者:丰捷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1-14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从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

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1,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11月至19467,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5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数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心中,并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联大校友、教授陈岱孙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如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条件的艰苦令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甚至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时隔70,今天的联大校友仍然会时时提起“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消逝的西南联大再度传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更加令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感慨的是,几十年来,西南联大的爱国传统被老校友们传承、坚持着,近年来,仅为“希望工程”的捐款,就在云南等地建立了7所希望小学。“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习和发扬西南联大的爱国奉献精神,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担当起科教兴国、民族振兴的重任。”顾秉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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