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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 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