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具体说自去年夏天以来，“国学”一词的报刊使用率越来越高了。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的国学班时有开办，互联网上遴选“国学大师”的举动如火如荼。因此有人说如今已经出现了“国学热”。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评估今天的“国学”景况，需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讲起。

　　1.九十年代的“国学热”

　　当时涉足此一领域的学人大都比较谨慎，他们尽量想与传媒的渲染划开一些界限，他们没有，或者不愿大张旗鼓地打出“国学”的旗号，这是九十年代中国试图推动“国学”的学人的一个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曾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场相当热烈也可以说是激烈的讨论、争论和辩论。第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后现代”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思潮的异同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学热”问题。

　　但上世纪90年代讨论国学，不像今天这样能够始终保持学术的向度。一些讨论文字刚一出手，就带有意气(我正面用此词、魏征诗“人生感意气”)和锋芒，而且往往与当时的“后现代”话语联系起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发表的赵毅衡的《“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把当时的所谓“国学复兴”，作为“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翻卷起来”的直接证据。而锋芒最著的，要属何满子的《“后国学”的虚脱症》。现在流行“酷评”，何当年的一些批评文字，已带有“酷评”的味道。他说：“近年来国学已被炒得很烫手，看模样好像是里应外合，由海内外新儒家们一起鼓噪起来的。”他还讥讽道：“十足的国粹、国学绵延不绝，正规的研究也进行得好好的，突然金鼓齐鸣地大喊大叫起来。又不曾听说从《老子》书里发现了高能量的芯片，《墨子》书里发现了信息度高速公路，或《易经》里发现了太空火箭，定要劳动书斋里的大师、准大师们声嘶力竭地宏扬？此理实不可解。”

　　何的文章刊载于广东《随笔》杂志1995年第7期。在这之前，陈漱渝发表在《哲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1995年第5期上的文章，对“国学热”同样作了非常激烈的指责———他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写道：“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国学热。”然后说：“在国学之中，热门的热门是儒学。”但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陈漱渝对孔子仁学的解释，他说：

　　从字面上看，“仁”就是“爱人”，就是“济众”，即提倡所谓人类之爱。在仅把奴隶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社会末期，这种思想当然具有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性。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说法是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礼”为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血缘基础与宗法等级。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少能够看到的一篇在国策中已经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对孔子思想再次作“阶级分析”的文章。

　　1995年第5期《哲学研究》在刊载陈漱渝先生文章的同时，还刊出一篇《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署名李登贵)，这篇述评有下面的一些话：

　　“新儒学和国学目前热过了头。一些昔日频繁出入马克思主义武库的人如今已幡然易帜，一些昔日的全盘西化论鼓吹者也加入到海外势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大合唱中。”

　　《述评》对座谈会上没有批评国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感到些许遗憾。这位作者说，现在有人“巧妙地打起‘非意识形态化’的盾牌，以推销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他说当时的国学“带有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其实早在此前一年的1994年第6期《哲学研究》上，也曾刊有署名文章提出：“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他们从韦伯把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宗教伦理的文化决定论中受到鼓舞，热衷于用观念文化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打中国文化牌。80年代以来时起时落的文化热以及目前行情看涨的国学热，使东方文化的神话再度复活。”这篇文章还说：“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

　　后者所谓的“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之措辞，可视为“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的一个注脚。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为了批评而忘记其余，连中国人复兴东方文化的绵薄愿望，也被置于扫荡之列。比较起来，今天的国学提倡者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庆幸，因为大学校长公开站出来号召国学，也不再有人怀疑其中是否“带有某种政治寓言的成分”了。

　　弹指十年过去，讨论国学的环境气氛不能不让人有不能同日而语的沧桑之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论国学，推动对固有学术的研究，看来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被指为保守主义思潮，一是被指为非意识形态化。但究其实，那时的“国学”，认真说来也不见得有什么“热”，更谈不上“过热”。所谓“热”其实是传媒炒出来的。报纸电视不乏报道，例如《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的整版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等等。主要是媒体热，研究者并没有热。据我所知，当时涉足此一领域的学人大都比较谨慎，他们尽量想与传媒的渲染划开一些界限，他们没有，或者不愿大张旗鼓地打出“国学”的旗号，这是90年代中国试图推动“国学”的学人的一个特点。

　　北京大学陈平原、陈来、阎步克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等几位中青年学人，他们在90年代曾有一个不定期的学术联谊活动，在内部有时他们叫这个联谊活动为“国学所”，实际上从未正式成立。对“国学”一词，他们在使用时同样表现得相当审慎。他们的刊物开始想叫《国学论丛》，后来改叫《学人》。当然，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与国学有关的学术虚体，就是袁行霈先生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国学研究》专刊。而此前汤一介先生在深圳大学也成立过一个正式立名的国学研究所，但后来未能运转起来。至于汤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旨趣上已越出了所谓“国学”的范围。

　　我个人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虽然是学术实体，但所内研究人员专业上各有擅长，有学术思想史、法学、政治学、艺术人类学和当代文学等研究方向，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国学的概念未能进驻我们的学术视野。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尽管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期许，但“国学”的概念我们很少使用，只是愿意给推动传统研究的朋友以了解之同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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