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日报记者 佘峥 通讯员 王瑛慧

    　66岁的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他在哈佛大学为外国人讲授儒学，他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他被认为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他就是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昨日，杜维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国学热”不会是一阵风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资料上看，1962年您到美国留学，不过，您学的却是儒学。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厦大中文系当时有位老师要到美国留学，被一些人嘲笑：难道要到美国学中文？您当时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我从事儒学研究，是认为它确实有精华，所以，我要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去面对挑战，看看它能否站得住。也就是说，儒家能不能用英文来说，这意味着它能不能突破东亚，进入更宽广的人文世界。是不是不懂得中文，也可以用英文来研究儒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我心里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记：最近，社会上掀起了“国学热”。不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像您这样从海外归来的教授讲国学，往往比国内学者更能吸引听众。

    　杜：我觉得这里可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迷信。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国内的国学人才断层太严重，从八十岁到六十岁的这段，基本是空的。不过，我认为，经过这个过渡后，等五十多岁的学者慢慢成熟了，他们有国际思维，就会有他们的声音。

    　记：尽管“国学热”逐渐升温，但是似乎还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国学”？学者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几次“国学热”， 那么，最近这次是不是也是一波？这波的寿命又会是几年？会不会成为一阵风？

    　杜：定义不重要，相反的，有了定义反而变得狭隘，“国学”的外延应该更宽些。

    　为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国学热”不是一阵风呢？“国学热”产生于一个大背景，这在一个腾飞的过程，特别是经济上的腾飞，经济上有很大影响力，因此政治上也有声音，但是，后面代表的文化信息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如何传达我们的文化信息？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我们就不能够传达，我们的文化底蕴就是我们的国学。

    　国学人才有很大发展空间

    　记：学国学的学生毕业后，会不会迫于生计的压力而转业？当年您决定学国学，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生计问题？

    　杜：我是十四五岁时对儒学产生兴趣，我到美国留学时，也有人劝我转行，但我觉得完全没有生计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空间很大。现在的中国，我认为留给国学人才的空间是有的。中国将来的文化建设将成为一个重点，需要一大批人，我认为三五年就会出现，所以我认为在人文学方面，将来发展空间很大。但是有一点，不能够玩票，要把它当成你的职业。

    　记：您曾经说，您一直对鲁迅和林文庆所代表两个不同的思想方向之间所爆发的冲突感兴趣。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如何看待这股“国学热”？

    　杜：这很难说，不过，我猜想，他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事实上，鲁迅有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可以站起来的。在他的意识层次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我猜想，如果是现在，他反儒学的情绪应该会有所改变。他去世得太早，像胡适，陈独秀他们，到最后都有很大的改变。

    　国学要和其他文化对话

    　记：请告诉我们，如何让这股“国学热”增强生命力？

    　杜：在我看来，要分三方面，一是对它的核心价值，从哲学理念和哲学高度深刻理解；二是学术传统；三是实践。我们的文化要有主体性，但是，主体性并不代表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开放性、多元性，具有深层的反思。我们的国学要和其他文化进行文明的对话，发展对话型的文明。也就是说，面对世界，让大家视野开阔，从全球视野重新关注我们的文化研究。

    　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推行传统文化时，需要为传统文化换“包装”？否则，人们怎么称呼您为“新儒学”的代表。

    　杜：新儒学的这个观念的提出，最早是国内学者为了了解海外儒学发展经历而提出的，现在可以说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即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不喜欢“包装”这个词，“包装”比较商业化，事实上，内容越深，外面的扩展力越大。国学的发展要面对未来，不过，要记住，从事最实际，最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基础，没有这个研究，我们想让这个研究更有时效性，使它能够和国际相连，有很大困难。

    　记：您能不能为我们描绘“国学热”最终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观？

    　杜：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批对它的传统有一定研究的人，否则，这个国家就没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