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章围绕教材观这个核心问题，提出让学生参与文章解读，参与文章生成过程的互动方式，分析了用教材教与教教材之间的区别。提出陶行知先生三种教师论之外，还有第四种理想标准，即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教师。看看作者心目中的教师观与教材标准，与你所想的是否一致呢？

正文：

一、            变与不变——教材与教材观

教改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也是一部教材的演变历史。教材问题向来是教改中最为敏感的问题。由原来的几十年不变，到现在的年年在变；由原来的单一从教的角度编制教材到现在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编制教材，我们的教材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我隐隐感到，和以上变化相比，我们的教材观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仍然过于依赖教材，以为教材改了便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一错觉的危害相当严重，它将使新课程改革如历次的改革一样，最终被简经为一场教材的改革。在教学实践中，这一情形已初现端倪。不少教师在用处理旧教材的方法处理新教材，穿新鞋走老路，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下去，改革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认为，与其关注教什么，不如关注怎么教。教材的价值是在创造性地使用过程中呈现的。

二、            教材应具有该课程体系的所有品质和特性。

综合起来看，当前的语文教材观大体有五种：体现说，依据说，文选说，例子说，载体说。我认为语文教材应是一种课程资源，是师生进行教学对话的文本；应是一套教学生学会认知、学会谋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教学生不断获取知识、提升精神、完善自我的案例汇编，这套案例汇编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有利于师生的成长。这一特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教材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注重学生的发展，代表了世界各国母语教材的发展趋势。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就是以语文与生活的联系为线索，按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三大版块组成了六个单元。不仅贴近生活，而且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需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写作部分第一阶段的编写，也是按照写作心理的几个方面进行编排的。二是教材应充分考虑给教师以广阔的空间。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已正式颁发，在其“教材编写建议”中明确提出，教科书应应有开放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留有开发和选择的空间；在其“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中则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切，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建设。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不妨把语文教学的过程理解为帮助学生，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文本、参与文本意义生成过程的一种活动。可以这样说，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学，是教教材，往往是对教材内容的搬运，而新课改要求教师对既定教材内容进行重构（改编乃至增删、更换等）。

如何使教与考实现真正的分离，我认为就对教材的认识而言，应注意两点。第一，要充分意识到教材的赋予性。教材不只是揭示真知，告诉结果，更要赋予方法、启迪思维、体验过程。现代课程论认为，任何内容的掌握都发生在课堂文化氛围之中，都要通过学生、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方式来实现。这一观念对教材观的影响就是，教材应赋予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构建知识的能力。第二，要充分意识到教材的案例性。学校教育的课程是有限的，教材内容更是有限的。教材只是体现一种教育思想的工具，只是传授某种教学内容的例子。所以不能把教材看成是对教学内容的规定，更不能把教材看成是对教学内容的限定。

使用教材的目的是见木知林，所以我们用不着把一本教材嚼烂了，更不能把一篇篇课文肢解了，而应以教材为载体，感悟人文精神，培养母语情结。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文质兼美、适宜教学的标准拒绝多元化呈现方式。案例不同于典范，它是可以替代的，可以调整的。它可能是典范，也可能不是。其实，典范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很值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教材是完全一样的。选择部分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探索知识间的联系，补充自己认为需要的知识，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三、            用教材教还是教教材，是区别新旧教学的分水岭。

从学科教学的角度审视，处理教材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教教材，二是用教材教，三是不用教材教。不用教材教的弊端不言自明，我们重点讨论前两种方式。显然，对这两种方法的选择可以反映出两种截我不同的教学观，前者把教科书奉为圭臬，是一种教书匠的态度；而后者把教材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载体、教学资源，是一种研究者的态度。既然我们说语文教材是一种课程资源、一套案例汇编，那么，我们自然同意后者的观点。用教材教则必须考虑到：

师生交往的互动性。陶行知先生曾经说有三种教师，一种是拿学生去配书本的教师，一种是拿书本去配学生的教师，一种是教学生学的教师。要我说，应该还有第四种教师，即和学生共同成长的教师。与互动性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开放性，应该允许学生就教材上的问题或与之相关的问题自由追问；与互动性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平等性，教师和学生在研究教材方面应是平等的，教师不应再扮演全知全能的指导者的角色。

精神格局的阔大性。这里主要指处理教材时要有阔大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象。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首先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人文关怀。言意式的解读是需要的，但文化层面的解读是我们目前最匮乏的。其实，比较意识。比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教材处理的办法。语文教材多是文选型的，这固然有优点，但也有一个大的弱点就是篇章内容相对独立和零散。善于处理教材的人往往能突破单篇教学的局限，或采用单元教学法、或采用专题教学法，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和延展。还可以引入课外相关内容对教材进行有益的补充。

文本学习的基础性。要防止两种“窄化”倾向。第一种是将开发教育资源、增强语文学习的综合性，窄化为“面向课外”。第二种是将双主体窄化为单主体，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由学生无限衍义。我们识为，对文本的解读，不能离开具体环境，包括读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心理结构，否则，难免有断章取义这嫌，徒留笑柄。 

（本文有删节）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