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读“李白现象”背后的文化教育意义

文学史家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间,很少有人像李白那样对前人加诸诗歌的种种格律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并最终将中国诗歌艺术带到了辉煌的巅峰地带。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代表创造的“破坏者”,与他有着独特的价值主体世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首先,李白独特的价值主体世界是与经学文化相抗衡的。经学文化在创造和保存人类文化财富的同时,也酿造着人类思想传统和教育传统的巨大不幸。经学在我国经过历代集权统治者及其所认可的理论诠释家的教化灌输,又通过“明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加以强化,使自身变成了佛面金粉,不允许人触碰也不允许人怀疑。在禁止读者僭越经典权威而运用个人理性独立解释文化方面,中国儒学比西方神学更持久且更严厉,反映在官方和民间教化思想中, 便是长期流行“六经之外无奇书”之说。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传统学术规范主流的知识之所以是训诂、考证、注释之学而不是思想之学、创造之学,经学文化制度万万难辞其咎。在这种文化体制下,新的经学会不断产生,但是新的思想永远不可能问世。李白显然不是经学的虔诚信徒,他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意识是与经学格格不入的。

其次,李白能够与经学相抗衡,是因为其他文化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营养。李白的一生几乎是和盛唐时代相始终的。盛唐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方面与西汉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盛唐在积极推行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及创作活动带来了巨大活力。而不同文化精华的精彩纷呈,也使他的思想异常兴奋活跃,使他有可能在文学创作上超越前人,推陈出新。关于多元文化对李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过一段史家常常引用的评价,他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 又自白始。”

正是这种丰富的文化多元性,造就了李白奇特的“心”和“气”,构成了他那重张扬、轻内敛、喜立异、好追求、纵横捭阖的价值主体世界,成为他立身行事矫矫不群、终生与强大的儒家经学和中庸之道相周旋甚至相对峙的精神支柱。唐太宗对科举制度的妙用曾经十分得意地一语道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李白却偏不入这“彀”中,若非有特别的精神支柱,一个人何以做得到呢?

 三、品味“李白现象”对当代教育创新的启示

限于篇幅和笔者的美学认识能力,这里所作的“品味”并不是某种论断,而只是点滴感悟性的结语。

 (一)“李白现象”有一定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启鉴意义

应该承认,李白的创造活动主要是发生在文学领域,而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又是一个离学校远而离生活近的领域“,李白现象”作为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李白现象”对我们今天反思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所具有的丰富启鉴意义。教育创新必先进行文化创新,文化观念没有真正创新之前,教育创新实在是孤掌难鸣。

 (二) 历史上的创新人物大多是旧文化教育传统下的“漏网之鱼”

《易经》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清楚地表明了古人早已认识到人文是一种“色纹相杂”的东西。这就是说,真正有生命力的人文必然不是清一色的文化,而是芸芸众生“个性相杂”的产物,这与自然界中的生物多样性仿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是创新人才的历史人物,或多或少都是当时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知识体系或思维模式下的“漏网之鱼”，其作用正在于恢复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此理中外概莫能外。

  (三) 仰仗人的主体性、多样性发展,留下教育创新生生不息的物种和海洋

对教育主体来说,创新人才未必总是教育者刻意追求、周密计划、苦心经营并如期而至的结果。“漏网之鱼”是一种历史偶然性机制,教育者与其煞费苦心地去编织“偶然性”之网,不如主动给人的主体性发展、多样性发展留出深厚的空间,从而给教育自身的创新留下了可以生生不息的物种和海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李白现象”视为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场教育改革实验，而且这场实验获得了很大成功——即便这个试验的对象仅有李白一人，但其历史意义似乎并不因此而有丝毫降低。

（选入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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