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从，在作者看来，李白一生丰富的交游，与正统儒家教育反其道而行之的不寻常的教育才造就了这样一个天才，这实在是中国的大幸，诗歌的大幸。作者最后认为，教育创新必先进行文化创新,文化观念没有真正创新之前,教育创新实在是孤掌难鸣。

 正文：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中那种一泻千里的气质和鬼斧神功般的创造力,具有不可遏制的感人力量。杜甫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说“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一个诗人,由于其创造性的作品而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并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骈雄。李白个性中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沉闷的封建教育之间，李白诗歌中那种激越张扬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与中国的中庸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他的成长过程与他的同时代人也构成了鲜明反差，具有很强的“反常性”。品味作为创造者的李白其人，在这位天才的成长过程背后，有没有一些启人深思、值得探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

 一、探窥造就李白“不羁”创造力的独特教育背景

（一）、李白的求学之路与当时的官学教育传统大相径庭

李白诞生于中亚的碎叶,幼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文学、六甲和百家杂书等。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对当时的儒家教育内容接触得并不多。他的生活情趣和才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文学之外,他对骑马、剑术、炼丹都曾爱好并下过一番功夫。唐朝因袭隋朝之制,科举制度日趋重要。而李白成年之后,却对时人趋之若鹜的科举之路不屑一顾,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这在当时的士子文人中间是十分罕见的。他看不起方巾气十足的儒生,对当时的文化传统处处持一种讥讽和反抗的态度,对于孔子也是以平常人视之,全无顶礼膜拜的心情。后人说他“排圣贤,反封建,鄙权贵,轻礼教”,是比较公允的。

李白二十岁以后开始漫游全国,既遍览名山大川,访求高人名士,又“混迹渔商,隐不绝俗”,接触交往了大量普通百姓。他历襄汉、浮洞庭、上庐山、下金陵、游洛嵩、入齐鲁、登泰山、隐吴越,一生游踪所及，几半中国。这段与当时一般士人迥然不同的求学经历,在养成他的浮浪习气的同时,却也陶冶了他的自由心灵,对形成他宽厚的知识结构和“不羁”的创造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读万里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经历,为他最终成为文学创造巨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白没有不折不扣地接受儒家传统教育,而是杂其道、改其道而行之,走了一条自己所选择的求学成才之路,实在是他的幸运,也是唐代的幸运。否则,中国大概就不会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这样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诗篇了,世界也将痛失一位最伟大、最有个性的诗人。

(二) 李白的灵童天性幸未被陈腐的封建教学方式所泯灭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科举制度和养士教育这两者,大致是从隋唐时期开始联手的。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向科举输送有参考资格的儒生便成为各朝各代封建学校的培养目标。儒家官学以经学为正典,信奉“旦夕讲章句,方能通经义”的教育教学律条,教师骨子里是为经义而教，学生骨子里是为科举而学——这种陈腐、机械、沉闷的教育教学方式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个性,灭掉了多少人的灵性。

李白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人,他从小富于想象力, 爱看奇书,爱听故事,听完后往往还要在大人所讲故事的基础上活灵活现地进一步“神思、“神说”。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典型的超常儿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充满灵性的“超常儿童”没有被其家庭强令接受那种“白发死章句”式的教育,他的父母在他12 岁时就让他接触《楚辞》、《庄子》和《子虚赋》这类作品,而这些作品都不在经书范围之列,其思想与儒家文化有很大差别,对丰富与发展李白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功不可没。

李白18 岁时自己投师于一个叫赵蕤的人,其拜师的选择主要出自兴趣,完全没有将老师名望作为日后进身之梯的世俗动机,而在当时社会中这种动机是非常普遍的。赵蕤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也很独特,他是位纵横家,以自编的《长短经》作为教材, 虽然内容多少显得有些芜杂,但也不乏鲜活、独到、实用的知识。这师生俩在教学中不照本宣科,不死记硬背,更不以科举及第之务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是相互问答,共同切磋,十分注重智慧的获得,体现出一种教学双方平等互动的教学思想,其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相当于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了问题、活动等反弹性认知中介,十分有利于调动李白的思维活力与实践活力,也十分有助于培养李白的独立意识和主体精神,颇有今人可取之处。而李白一生丰富的交游,无疑也使他比同时代人更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更开阔了他的思想意境,客观上也起到了呵护他的天性、天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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