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精神之张力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梦麟在《西潮》第三十章“大学逃难”中曾说到：“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速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西潮》2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西南联大生活环境之“简陋不堪”，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几十年后的回忆文字，其实不及当时的“现场记录”可靠。读档案，看照片，那真是触目惊心。

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生活困难，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闻一多的“挂牌治印”。浦江清为此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发起人有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十二位联大教授。关于这个故事，还必须补充三条材料，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第一，不仅闻一多治印有“润例”，联大教授成立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文学院长冯友兰也被列在卖字的行列——“可是生意不佳，我的卖字始终没有发市”（《三松堂自序》348页，三联书店，1984）。第二，1945年3月，朱自清等29人联合提出“文章演讲润例”，要求“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第三，同年2月，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所得款项中，包括闻一多治印义卖款11500元（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546页、5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8页）不妨举一个例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了不负联大的期待，长途跋涉，历时177天，穿越八省，从上海来到了昆明。1945年11月23日，星期一，浦江清在朱自清的陪同下，来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下面这段文字，是他在《西行日记》中对于研究所生活状况的描述：

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9页，三联书店，1987）

　　在如此艰难环境下，继续做学问，且大有斩获，这实在是个奇迹。以人文学科为例，若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钱穆、雷海宗、吴晗，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外文系教授冯至等，这一时期均有传世之作。

西南联大之值得永远怀念，除了有形的著述，还有什么呢？1948年，冯友兰在《文学杂志》3卷5期发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我想把这段话略为引申开去——其实，放长眼界，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初刊《新文学史料》1986年1期的《昆明往事》，开篇处，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全集》4卷34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或许，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2007年11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西南联大的历史，一般从1937年9月算起，可正式上课的时间是11月1日；而今年的11月25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将为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作为弟子，我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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