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

西南联大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专挑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是因其最具戏剧性。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杨振声撰写了《北大在长沙》，其中有曰：“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自长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团了，除女生及身体不适于长途旅行的男生外，学生自愿参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员方面参加者也有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诸先生。”（《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参加旅行的，不只244人，当初的计算有误；至于教员走完全程的，实际只有闻一多等三位。

闻先生本人对此非常得意，在1946年的谈话《八年的回顾与感想》（际戡笔录）中曾提及这次旅行，称途中虽有虚惊，但未遭劫，原因是：“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甚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卷547－548页）弟子季镇淮的《闻一多年谱》以及《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对此次旅行的记载非常详细，这固然有闻先生的书信以及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等文章可参阅，但其中许多细节描写，很可能属于作者本人的观察与记忆。因为季先生也走在旅行团的队伍中，而且写了相当详细的日记（因没得到授权，不便转述或引用）。闻一多先生1938年3月12日给父母亲的信，还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所收诸多当年学生的日记及回忆，都提到沅陵遇雪滞留近一周的事，但《闻一多先生年谱》所言“沈从文先生时居沅陵城内，为先生等‘设宴洗尘’”（季镇淮《闻朱年谱》35页），未见其他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传主的亲口讲述。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长途跋涉，历时68天，途中多有艰险。而闻一多先生3月12日给父母信中，以轻松的口气谈及：“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中，更是兴高采烈：“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见《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288页、290页）读这些书信，很可能以为是太平年代轻松有趣的“远足”，而难以想像那是“生死抉择”。据说，杨振声在队伍出发时称：“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参见闻一多1938年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

对于闻一多等人的千里跋涉，杨振声评价极高：“从此他们深入民间，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亲手采集各处的科学标本。他们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为时七十三日。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北大在长沙》）杨先生的总结极有道理，此行不仅仅是增加见闻，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走过苦难的大地，理解生活的艰辛，对日后做学问或搞政治，都大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行军途中闻教授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先生的“少年意气”，以及善于与青年学生对话与沟通。

王瑶先生曾说过：“闻先生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408－409页）王先生关注的，是闻先生晚年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我则将此“意象”延伸，作为其性格以及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把握——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湘黔滇旅行时如此，昆明街头演说也一样。

1946年7月，联大学生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此书分“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闻先生二文，第三部分则包括《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事略》和《教授介绍》（共102位）等四篇。你可以想像，西南联大学生们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崇敬。《闻一多先生事略》被朱先生选定，作为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卷首；而《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则进入中学课本，流传更加广泛。

同样具有“磁性人格”，胡适对教授很有吸引力，而闻一多无疑更适合学生们的口味。“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八年的回顾与感想》）你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此类言论，过于“诗人气质”，缺乏“政治智慧”；但作为教授，平日里埋头书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学生站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更何况，世界是属于年青人的，“历史”也将由昔日的年青人、日后的老专家来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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