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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1-14

闻一多

朱自清

杨振声

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吴宏聪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学生出版社出版),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像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像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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