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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联大七年
作者:何兆武    文章来源:《上学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1-14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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