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1877-1938），著名教育家、艺术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心教育。五四运动前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经亨颐的主持下，迅速成为浙江省新文化运动中心，堪与当时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媲美。1922年回到家乡创建春晖中学并担任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栋梁。

曹聚仁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回忆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深情地写下了“我们的校长”这个标题，他说：“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1920年初，正在寒假中，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官厅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浙一师风潮。”当时，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表达他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
“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的指导我们，慰贴的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励我们，我们多少有趣！……

“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救救孩子们呀！

“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

“诸弟：

“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大致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职教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度几种改革事业。”

这几项在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放在当时无疑是创新，是大胆的改革。自从1912年以来，经亨颐担任浙一师校长已近10年，他是浙江上虞人，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教育上一贯有主张、有见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没有“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也许就不会有他在浙一师的大胆革新了。1919年5月12日，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杭州学生也走上了街头，作为校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忘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作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今天我们路经杭州高级中学六门口，还可以看到石碑上记录着它当年的辉煌。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熟知经亨颐的同乡学人范寿康评价，他在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青年刘质平醉心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能发给毕业文凭，刘质平后来成了有名的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定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于1919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也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义上决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

我们看看1919年9月16日学生汪寿华的日记，可见当时的语文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陈望道在语文课上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做去。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够讲呢。现在有三种方法，大家研究研究。”这三种方法是，一，改为白话文，二是使用标点，三是改“直行”为“横行”，理由是写的时候便利，看的时候便利，经济上的便利。正是在经亨颐的主持下，教师才可以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其他的改革还有学校选举产生议决全校大事的评议会，实行经济公开等。

当山雨欲来之时，在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本人都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但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最后的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熙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他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当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下来，他当即拒绝，并离开杭州，决不苟且、留恋，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碌，他很少有时间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即使游玩也是来去匆匆，但他的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慨“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告别浙一师并不是经亨颐教育生涯的结束，他在故乡上虞的白马湖畔创办了著名的春晖中学，那又是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