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呼唤创造性的教育家，的确，没有开辟精神与充沛的胆量，没有深远的目光，大学校长很难当好，锐意改革毕竟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更进一步的想法大概还是培养出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模式，这在当今的中国是很有点难度的，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且看作者怎么说。另外，文章中列出的一些教育参考书目，也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平时应当留心的。

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如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崎、张伯苓、竺可祯等人，他们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了起来，并以中国教育家的气质，塑造了我们自己的大学。但是，解放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极左思想的严重破坏，那时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反映教育规律的大学，而且连历史上经过几代教育有培育的大学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本来，独立办学、学术自由、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等原则都是被世界著名大学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可是，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有多少校长能够真正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呢？

近些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下，又出现了一股合校风、升格风、换牌风、追赶时髦之风，使高校中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我们急需要一批心境宁静、素养高尚、眼界开阔并且懂得教育规律的大学校长。

首先，大学校长要认真学习研究教育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大学的建设。古今中外，有关教育的论著简直浩如烟海，作为一个大学教育的领导者，必须要通虹那些最基本的教育经典著作，认真学习与研究教育学，以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大学精神的构建。如果我们对现在的大学领导者进行一次关于教育常识的测验，我估计许多人可能考不及格。比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英才教育？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大学教师的职能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正确全面发展观？终生教育的内函是什么？……关于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似乎无人不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内涵和彼此的辩证关系。一般人都把教育当作一个词来理解，似乎学校就是教育，而教育就是教导学生。其实，教育是由教和育两个字组成的，包含着两层意思和两种获得知识的过程。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这是讲教师的作用，是学习的外因。“育”，养子使作善也。育是发育，是内部生长的力量，是学习的内因。所以，正确的教育应该包括施教者与受教者双方的互动过程，只有按照这个原则实施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完全是教师的灌输教育，忽视了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文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里，都有必读的经典著作，那为什么不列出教育学中的经典著作呢？据我个人的知识，至少有16个教育家的20部著作应当作为我们教育工作领导者和管理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它们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捷克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英国洛克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的《爱弥儿》；英国斯宾塞的《教育论》；德国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德国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德国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德国洪堡的《关于人的教育理论》；德国康德的《教育论》；美国杜威的《一个教育学的实验》、《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英国怀特海的《教育目的》；美国科南特的《教育与自由》；意大利的阿米琪斯的《爱的教育》；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美国搏耶的《美国大学教育》等。我估计许多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大多都没有或至少没有全部读过这些著作，特别是像《理想国》和《爱弥儿》这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只有精通教育学，从总结人类教育遗产和自己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构建属于自己的大学精神。

其次，我们必须选拔具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当校长，由他们设计、培育和管理我们的大学。纵观古含蓄地外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成功都与其校长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德曾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哥尼斯堡，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过了国界，他把德国引向哲学思考的大道上，使得一大批思想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同样地，如果没有费歇尔这样风骨凌厉、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剑桥大学就不会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新学重镇，不会成为举世著名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之所以遐迩闻名，也是与他们有着一个接一个卓越的校长有关，他们都是各大学灵魂式的人物。

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尚没有出现能够领导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长。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选拔校长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弊端的，如选拔什么样的人当校长，由谁来选拔校长等。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固然要求具有多方面的优良素质，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是我国目前选拔校长时最受忽视的。

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陶行知先生在八十多年前，以“第一流的教育家”撰文，尖锐地指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是政客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进而，他对两种要素又作了阐述：“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毫无疑问，由大学的教授们直接选出堪称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人来当校长，我们还愁不能形成先进的大学精神吗？

再次，大学校长必须锐意进行教育改革，一流的大学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一中产生，决不能闭门造车。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著名的大学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模式，我们照搬他们的经验不是更省事吗？这种走捷径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每个国家发展教育，都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土壤这中，根据其本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思想来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对此，英国经济史学家特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诚恳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的大学问题是：怎样使教育以中国实在为基础，不以外国模型为基础，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连。”他接着说：“惟独在这个土地上——这个中国生活实况的土地——中国教育家能够找到资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难道不应当引起我国教育家们的反思吗？

改革，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字眼，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确实很难。难在何处呢？难在改革中存在巨大的阻力，叶公好龙者多，而身体力行的改革者少。这是因为，改革意味着人们将失去原来熟悉的、舒适的和令人安心的工作习惯，或者失去既得利益。教育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要改革必须进行实验，而实验不仅要有持久的耐心，而且还要冒失败的风险。只有当我国高教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大无畏的教育改革实验者，才能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推向前进。因此，我们急需一批心态祥和、爱国高尚、思路宽广、懂得教育规律并以中国教育改革为己任的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