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大学、中学的校长们的身上，普遍存在着某些尴尬现象，总跳跃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教育理想面临着岌岌可危之势，到了警醒的时候了，我们不禁要问：校长应当有怎样的精神追求，校长应当有怎样的学养，如何真正当好公仆而非一步一步官僚化……这些问题虽然尖锐，但绝不“悖时”。

近年不断有文章谈上个世纪初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醉翁之意，教育界同行都心照不宣。蔡元培先生把一所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的学堂改造成一所充满生机、思想活跃，跟上了世界步伐的大学，而当今之世，有不少校长却是反过来干的。近年更有人把问题挑明：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阻滞了教育的发展。蔡元培留给北大的，大起办学与教育理念，小至待人接物修养，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形象。有一件极小的事似可说明他作为教育家的学养。民国政府委任他为北大校长，他上任第一天，乘马车到校，下车步行入校门，脱帽向列队的职员仆役致意，因为学校是平等的地方。——仅这样一个开始，近百年来，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中学校长，很少有人自觉地去学，或者能学得像。因而蔡元培与北大仍然是个说不尽的教育话题。

现时中国教育需要大批有精神追求、有学养的校长。然而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管理体制，往往使校长处在一个没有理想，缺乏精神追求的境地。大学有这方面的问题，普通中学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来谈校长的教育使命，谈校长的精神追求，实在困难。多年来，教育界的朋友们一谈到教育的前景，总是难以乐观，这中间就有很大的成分是对学校管理状况的担忧。

1． 校长的精神追求

谈校长的教育使命，不得不谈他们的精神追求。那么，作为校长，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和什么样的素质呢？这些都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关系到教育的发展。

作为校长，他要有坚定的人格操守，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应当清楚自己的职责是培养人，因而他首先能捍卫职业理想，捍卫做人的尊严，并尊重他人的尊严；他敬重知识，敬重人才；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有思想者的禀赋……

校长必须忠诚于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他的办学必须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为民族的未来而培养人才；就意味着他不能以一己之利损害教育大业……

校长必须忠诚于教育，他应当有殉道者那样的纯洁高尚。这就意味着他得承受一般人不能承受的思想苦痛，特别是当社会的庸俗价值观侵蚀教育的时候，他能捍卫教育的尊严，至少能够领导他的学校避开伤害……

校长是学校的公仆，必须时刻把教师学生的权利放在首要位置。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心无旁鹜，抵挡住一切诱惑；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在任何教育行为中掺杂任何个人目的……

校长必须有无私的胸襟。这就意味着他只能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做尊重知识，敬重人才的模范；就意味着他必须有自知之明……

作为一校之长，他应当有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的毅力，具备在混乱环境中作出理智判断、坚持办学理念的能力。

当我讲述这些认识的时候，总有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最为有力的一句话便是“校长也是人”。——我对这样的托辞大不以为然。谁都不想把校长铸造为非人，一个正派的有学问的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完全应当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校长也是人”不意味着他在人格操守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我很感慨，也很无奈，我只能直说：几十年时间，体制并没有培养出一支忠诚于国家的教育管理队伍。——此言必定开罪相当一部分人，然而事实早就令人难堪不已。“官僚化”和“老板化”早就腐蚀了这支队伍。仅以中学校长为例，不少校长很想成为教育家（他们甚至于一不留意就自称“教育家”），可是他们中一些人错把当校长作为“先一步富起来”的资格，总是很早就营造好安乐窝；而有的还没有从校长位子上退休，便窥探好后路，找挣钱的地方；一旦退下，立刻和老板联手办私立学校。——至于他在任期间的表现，往往只能用尸位素餐四个字概括。有教师回忆当年的校长，总是道貌岸然地批评教师境界低，可是常常因为一个先进称号或是某种好处没捞到手，就公然装病耍赖躺进医院，哼哼唧唧，百事不问，直逼得领导让步才罢休。在这种“垂范”下，一所学校的师生能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

很多校长的精力消耗在追求虚荣上。时下荣誉等身、光环闪烁的校长不少，但是真正有威信的却不多。校长的荣誉称号是如何得到的，教师如何评价这种现象，有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值得思考。在一些基层学校，但凡被校长看上的荣誉称号，总能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一些省市的特级教师和专家评选中，校长的比例很高，而这些校长往往只是象征性地上几节课，称号到手，随便找个借口就不再上课。常常听到教师们用各种方式揭内幕：选票是黑箱操作，公开课是亲信帮忙准备，学科论文是枪手代写的，评委也一个个全都“招呼”过了……说起这些现象，连一些教育局长也不得不摇头叹息。

没有教育的理想，缺乏精神追求，有的只是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有的只是专制作风一天天的猖獗。在一些学校，校长根本就没有民主平等的基本意识，把“一元化领导”变为“一人化领导”，搞一言堂，搞终身制，专横跋扈，把学校变成了私家庄园，选拔干部像是雇马仔。这方面的案例太多太多。曾有位中学校长临近退休，忽然意识到自己过于霸道，疑心“人一走，茶就凉”，对秘书说：“我退休后，可能连农民工都不会理我了。”——请看，在他的眼中，社会要分三六九等，农民工只能是最底层。而他平素的确从不和民工打招呼。一个校长临退休前才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也只是“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不是该很宽容地说一句“其言亦善”？

在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度，校长应当有怎样的精神追求，应当有怎样的学养，这个问题难道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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