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教员对各省的名胜古迹的模型，最感兴趣，他不顾馆中闹哄哄的人丛，常常旁若无人似的对同学们谈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

我们看展览的第二天，英文教员闹了个笑话，他在广东厅看见一老一中年两个华侨用英语在谈那引人注目的玻璃桌，他便挤上去也用英语交谈，不料被中年华侨说他发音不准确。此事，英文教师以为无人知道，但是“劝业会”招待外宾(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馆人员)的英文翻译听到了，就传了开来。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有半天时间的自由活动。我同一些同学去看雨花石。沿雨花台一带路旁，有数不清的小摊，卖各色各样的雨花石。我想买一枚较好的(其实不过花纹好，有两三种颜色，质透明而已)，孝敬母亲，问价钱，却贵得惊人。我只好花几毛钱买几枚最平的(一般放在水仙花盆内用的)，奉献母亲作个纪念。

但在书坊里我买了一部《世说新语》倒花了一元几角。

在回湖州的旅途中，我把《世说新语》反复看了两遍。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些隽永的小故事。

我们回到校内，方知学校已招了新生，其中有个姓张的，二十来岁了，在新生中年龄最大。插二年级的，有董大酋，不过十二三岁。

我们正准备上课，舍监出了布告：沈校长将于明日到校对全体同学讲话，明日上午七时全体同学应在操场集合。

这个布告引起了很大的哄动。大家都在猜，从不到校的沈校长为什么要对全体同学讲话，有什么要事。

次日七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齐集操场。一会儿，沈校长和一位矮胖的老人来了。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那老人，大意如下：“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

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案。”

然后舍监宣布散会，大家各回教室上课……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一个月过去了，钱老先生不再代理校长，英文教员和杨先生也照旧上课了。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我们都觉得新鲜，现在杨先生又来上课了，我们都要求他也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都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比它再新鲜的了。杨先生想了想，又说，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凑数。于是教了《正气歌》。

我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那时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

杨先生又说：“明末江南有个复社，继东林党之后抨击阉党和权贵。现在李莲英党羽，仍然嚣张，顽固大臣操持国政，形势与明末相近。复社首领张溥(天如)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每集都作题辞。张溥号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他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即有此用意。现在我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教你们，也不算复古而是为今用吧。”  

   选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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