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
·任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这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抱定某一目的,竟毕生之精神,派刚毅之魄力,猛勇赴之。虽以身殉,不惜也;虽以利诱,不顾也。此等精神,苟能得之,无论用于何种事业,其成功必甚伟大。
日记上抄录的校长的训词:
1939年11月8日,星期三。晨10时集会,校长训话,谓:“昨日为俄国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余被批评家往苏联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遂起无限感慨。尽管余在场中魁梧推第一,而吾国地广人众立国且已28年,但一切尚难言有何成就可与人较量,此非国人能力不如,实不为而已。自私,贪婪,懒惰,使我民族长久停滞不进。抗战虽发挥吾人潜在能力,然则战后如无外力驱策,是否因此停顿?甚或倒退?抑是加速迈进?仍极成问题。盼吾南开学生均知秉‘公能’之训,奋发前进,以创新中国。中山先生教学生立志做大事。然余认为不必人人做大事,但须做善事而使之精良耳。”
(燕诒 1984)
在讲台上,老校长讲话的声音缓慢柔和,好像是在与学生们唠家常。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艰难的时候,生活相当困苦,老校长说不要怕困难,冬天早晨不是很冷、大家都不愿起床吗?但是只要咬咬牙,下决心赶快从被窝里钻出来,把双腿穿到棉裤里,不就暖和了吗?
(何运沛 1992)
初中时,有次开学不久,张伯苓老校长亲临礼堂讲话。他讲了创建南开的艰辛史,提到校训和校歌,说:“……这‘日新月异’几个字,同学们不会不懂,入学考试还考过。那是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每天每月都在进步,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几个字,我们新生还有许多老生,就不一定明白了……”
老校长接着说:“公能两字是南开的校训。公,韩子说:‘背么为公’。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没有能力和本领,怎么去尽责、做事?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搁在一块儿,‘允公允能’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生……”
(鄂峻峤 1987)
有一次张校长在午晴堂周会上讲话,题目记不得了,大意是说,着手任何一件事,应对照着十个字,即:“为何做?如何做,做,好不好?”这个思路,有前期分析,有后期总结,言简意赅,好懂易记,快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未忘。
(周亚愚 1991)
1939年夏天,我入读南开中学暑期补习班。校长曾亲自为周会讲过两次话。他在台上庄严挺立,走过时带来一阵风。我最记得讲话中打的一个比喻:把筷子一根一根地撩断,极容易就一下子撅断十几根,但是十几根筷子捆在一起,还能那么容易撅断吗?
(陈美鉴 1986)
张伯苓老校长训话,开讲前黑板上有粉笔写的一行字: Do Not Follow 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我初到学校,不明就理,还以为是有外国人来校演讲。及至开讲,还来是老校长,他以当年在天津八里台创校为例,说明做事不可抄捷径,应该一步一步踏实地做。
(夏耀 1995)
最让我怀念的,是老校长在大礼堂讲解:If people take no care for the future,they will soon feel sorrow for the present.(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让我受益良深。他还特别说明,你们也可以倒过来思考: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林一维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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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隽言妙语

张伯苓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语言生动、风趣,富有哲理性。现搜集部分于下,由此可感受其人格魅力。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校长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1911年至1914年南开招生数字直线上升,校舍年年扩建,张校长高兴地说:“孩子长得快,去年缝的袄,今年穿不得了,又要添新的啦!”为办学要到发达国家取经,他通俗而形象地说:“把他们炼成的仙丹吞到咱们的肚子里。”冬天气候严寒,学生宿舍有些人早晨不愿起床。张校长就说:“你要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赶紧穿衣,赶紧下床,也就起来了。反之,如果躲在热被窝里,越躲越懒,就老也起不来。”张校长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张校长告诫学生,只要苦干就可化无为有,化不能为能。他不同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如果有米,人人都可做炊,那还用得着巧妇?没有米,能想办法弄来米做炊才是巧妇!”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上世纪20年代中期,有朋友来校参观,谈到学校的产业,张伯苓说:“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能做到这点的秘诀是什么?是公和诚,没有别的。”张伯苓办学从不会因经费短缺而中断自己对未来的美好理想。他是个地道的乐观派,总说:“我有办法自己骗自己!”1924年底,大学部师生间发生了点矛盾,张校长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这场内部风波,过后轻描淡写地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1931年英国文学系建立,张校长亲自过问课程设置,并提出中肯意见:“文学系当然要读文学,但学生毕业到社会上应具备就业能力,不能饿着肚子作诗啊!”系领导听取了校长的重要意见,在高年级增设了一些实用课程。抗战期间,张校长在荒凉的重庆沙坪坝建成一所重庆南开中学。人们赞叹张校长创造奇迹,是位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由于重庆是陪都,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里不少是高官子弟,张校长常对他们讲:“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不能依赖他人!”他还有句名言:“有脑子不用,不如拿来炒炒吃啦!”上世纪40年代张伯苓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重庆南开有个15岁的学生对此写了篇题为《走错了一步棋的张伯苓》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大刊物《新闻天地》上。张校长十分赏识这个学生:“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才念高一就敢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他的老校长。这说明他没白念南开,也说明我们南开教育的成功。”1947年3月,张伯苓从美返津,南开师生和校长到车站欢迎。他见一校友蓄着胡子便说:“你还不到60岁,应该把胡子剃去!”又向大家说:“我还没老,你们谁也别说自己老!”这年张校长71岁。张伯苓早就同妻子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钱多了,他们就不想做事啦,岂不害了他们?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够他们一辈子享用不尽。”他去世后,家人收拾遗物,见他的钱夹里只有7元钱,而他的精神遗产的确让后人享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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