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成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管理的成功。可是大学校长好不好当？不好当。看看张伯苓如何辛苦地筹措办学经费就知道了。制度发展到现在，虽然掣肘益多，外部因素日益复杂，但是有几点仍是衡量校长优秀与否的条件：是否有学问、有担当、有手段、有气度……最重要的是——有号召力！

北大和南开走的是不同的办学路子，风格迥异，但其大学精神有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南开虽是私立办学，而这“私立”并非“私有”，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如文中所说，包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上的“自立”的气魄。拥有了这种气魄，它就能从容度过物质上的难关，并且能将博学乐育的校风与敦品、严谨的精神气质传承下去，使其一代一代地发展、绵延。

                        蔡元培                         张伯苓                              梅贻琦

你问我大学校长好不好当？回答是：既好当，又不好当。改革开放20多年，多少企业破产，多少高官落马，没见过国立大学办不下去的，更未闻大学校长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可见，只要不贪污，不受贿，政治上不站错队，这是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职业。可耳边又不断传来大学校长们的抱怨：责任重大，杂事繁多，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会各种突发事件；再加上经费严重短缺，时时捉襟见肘，根本无法大展宏图。要我说，二者均属实，只是都没说到点子上。关键在于：当大学校长太容易，当好大学校长则又太难。

大学校长之有无作为，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遴选机制（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权力分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责任评估（上级领导说了算）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大学校长的工作作风与努力方向。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校长的个人修养与工作能力。总不能把所有的麻烦与纠葛，一股脑全都推给了“制度缺陷”；大学校长之能否胜任，本身的素质也是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

放眼古今中外，著名大学校长的地位及名望相当崇高。因其兼及学术与政治、威权与清流、理想与现实，若长袖善舞，很容易赢得整个社会的尊敬。也正因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其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不仅仅是具备清廉、勤勉等私德。在我看来，大学校长不同于行政官员，不同于专门学者，不同于诗人，也不同于公司老板，需要同时拥有学问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怀以及管理者的魄力。

论及大学校长的职能，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温提出的八项素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常被引述，相当引人注目。我想换一个角度，超越技术层面，用四大指标来概括公众对大学校长的期待。

第一，有理念，能坚持。虽有备受非议的级别认定，大学校长明显不同于行政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家工作的性质、功能及发展方向，必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好的大学校长，不仅能妥善处理日常事务，还必须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潜能，其所思所言所作所为，甚至会影响一时代的教育风尚。我不止一次说过，蔡元培一生波澜壮阔，其最大功绩不在政治，也不在学术，而在教育。北大十年，其胆识与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尤其是大学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后辈极力推崇。蔡先生的大学理想及实践，最具创意的是如下三点：第一，“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第二，“学”与“术”分途发展；第三，以“美育”养成人格。所谓“大学精神”，并非只有蔡元培一家；同样主张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而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有明确的大学理念，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样的校长，既可以像张伯苓那样，为坚守理念奋斗终生；也可以像蔡元培那样，因理念不合挂冠而去。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中，或许不乏有明确的办学理念者，只是难得有理念而又能持之以恒付诸实践。“理念”高低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落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校长的个人意志，任期过短，随时升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性因素。

第二，有专业，能超越。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并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大学校长不该是纯粹的行政官员，而应是著名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问题在于，对于“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问题在于，对于“学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倾向于将“院士”作为主要目标。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目前中国，绝大部门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简单：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这个偏差实在太明显了，相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我想质疑的是：选择大学校长，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顶尖学者”。……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则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第三，有名望，能感召。只要当上大学校长，必定成为社会名流；校长名望之高低，与其供职的大学的地位成正比。这两点观察，我相信世人大都同意。当了校长必定有名，这不等于选择校长时，不必考虑其已有的社会威望。就好像走在大街上，让你眼前一亮的，可以是橱窗设计，也可以是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我所说的“名望”，是指离开漂亮的橱窗，照相还能吸引公众目光。假如不是大学校长，是否还会被社会长久记记与尊重，这是关键所在。之所以如此唯“名”是图，是因为，在大学校园这样“读书人成堆”的地方，“名望”远比“权势”更起作用。大学是个很奇怪的组织，平日里，各自埋头苦干，相安无事，校长是谁似乎无关紧要；可一到关键时刻，种种力量需要集合，种种矛盾需要化解。这时候，对于校长的个人威望来说是个严重考验。这一点，阅读现代中国大学史，你会有极深的感受。通常所说的某某校长能否“镇得住”，不是指权势或手段，而是指在学界以及社会上的威望。这个“威望”，不只影响校园里的安定团结，更牵涉社会捐款，还有能否参与政府决策等。也正因此，明知“忠诚度”以及“管理能力”对于大学来说十分重要，我还是更多地关注校长的社会名望及感召力。

第四，有个性，能独立。……长期在各种矛盾中打滚，不能不有所妥协。需要强调的是，有些原则性的追求，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像蔡元培那样，“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底线，不能动，其他的可以根据时局略为变通。坚持这一点，需要理想，更需要良知与勇气。因此，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有个性、能独立的知识分子，其职责不仅仅是管好大学校园，别让其“出乱子”，更需要关心社会公正与人类进步，危机时刻能挺身而出。我曾经提到，与职业教育家蒋梦麟不同，马寅初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强，主要是以知识者的良知与勇气感召后来者。在半个世纪前那场贻害无穷的大批判中，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坚持其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对当代中国的人口危机稍有了解者，大概都会惊叹马校长的先见之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论者多从此角度表彰其贡献；而我更看重其“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出来应战的勇气。你可以说，马寅初这样的个案太特殊了，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堡垒，肩负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作为校长，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力量，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并不过分。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