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桃李满天下，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学生，虽然没有正式在南开读过书，但却一直以张伯苓的学生自居，并将张伯苓视为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日渐加深之时。当时，俄国和日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东北这块“肥肉”，伺机谋图扩张。张学良虽然满怀爱国热情，但却无力回天，因此对前途 和未来难免有些灰心失望。处于苦闷中的张学良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张伯苓正好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成员，于1916年10月9日在奉天发表了题为《中国之希 望》的演讲。张伯苓在演讲中说：“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 在每一个中 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如此一番言论，让张学良恍然大悟，为国家尽力，人人有责，不仅要有爱国热情 ，更应当脚踏实地地做些什么。可以说，正是听了张伯苓的这次演讲，张学良一扫从前的萎 靡颓废，振奋起精神，立志为挽救国家危亡尽自己的力量，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张学良后来曾多次回忆说：“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动，受到极大的震撼，下了决心。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从此，张学良与大他二十四岁的张伯苓成了忘年交。每次见面，张学良总是对张伯苓以师礼待之。1990年，当有人采访经历了很多人生风雨的张学良，问起“先生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张学良还是不假思索地说：“张伯苓先生。”
作为前辈，张伯苓以自己的奋斗精神深深影响着张学良，而他教育救国的理念也激起了张学 良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20世纪20年代末期，张学良个人出资兴办了东北大学，亲任校长，并专聘张伯苓为校董。为了帮助张学良加强对东北大学的建设和整顿，张伯苓还推荐了南开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在毕业之后担任东北大学的秘书长，又先后派出孟琴襄、黄钰生、章辑五等具有丰富教学、管理经验的南开人到东北大学帮助张学良进行校务整顿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南开大学良好的校风校纪也由此被移植到了这所矗立于东北大地上的高等学府。1931 年，张伯苓接受张学良的邀请，两度到沈阳对东北大学进行视察，对该校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指导意见。此外，张学良也深受张伯苓注重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东北大学积极提 倡开展体育运动。因此，在很多大型体育运动会上，都可以看到来自东北大学的学生们矫健的身影。九一八事变之后，南开大学无条件地接收了从东北大学流亡到内地的七十八名学生 。这对一个私立大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张伯苓对学生前途命运的关怀，以及对张学良的无私支持。1930年12月10日，尽管东北局势日益紧张，张学良还是偕夫人来到南开大学。面对数千名充满激情的南开学生，张学良发表了演讲。他十分激动 地表示，“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之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
实际上，张伯苓和南开得益于张学良的地方也很多。1927年11月，张伯苓自东北考察回来之 后，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因此，立即组建了东北研究会。这个学会的成立虽 然遭到日本人的嫉恨，但是却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亲自担任该会名誉董事，而且还捐款五百银元作为该会的活动经费。1928年，张伯苓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考察教育，经过沈阳时，和张学良晤面。张学良非常钦佩张伯苓“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并决定再次向南开提供二十万银元的巨额发展基金，分十年交付，此外，张学良当场还以个人名义捐出五万银元。张学良的捐赠对于在办学经费不够充足的南开学校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张伯苓和张学良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双方的相互支持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时局的立场和看法的及时沟通上，从而对时局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1936年4月9日，张学良抵达延安 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面，商谈团结抗日大计。刚一见面，张学良就热情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紧接着，张学良动情地讲述了自己与张伯苓的忘年情谊，相同的话题和情感认同使得两人一下子就亲近起来。会谈结束之后，张学良以还以个人名义捐助两万银元，后来又赠送红军二十万元法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周恩来立即飞赴西安，谋求事件和平解决。当时国民政府部分高层官员考虑到张伯苓与张学良私交甚笃，又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因此希望借助他对双方的影响力 ，妥善解决此次事变，遂请当时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张伯苓，请他去西安调解此事。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中央银行，乾密，即到译送南渝中学张校长伯苓兄道鉴：
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敬乞迅赐电复，无任荷！弟孔祥熙叩。铣秘。京。印。
接到电报之后，张伯苓迅即飞往南京，和政府官员共商对策。后来，事变得到妥善解决，无 须张伯苓前往西安。但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之后的199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时年九十六岁的张学良不顾年老体迈，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夏威夷居所挥毫写下“桃李满天下”五个大字，寄回南开，表达了对自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恩师的无限感念。1997年，南开校友决定 捐建一所名为“伯苓堂”的建筑，以示对老校长的纪念，这一提议得到了海内外校友的广泛 赞同和响应。当时，在美国的南开校友宁恩承借为张学良庆祝九十七岁大寿之机，特意请张学良为“伯苓堂”题名。当写到“张学良题”的“题”字时，因笔划太多，张学良就问宁恩承写“书”字是否可以，宁恩承说，“只‘张学良’三个字就可以”。但是，张学良还仍然 坚持在他的名字下郑重地写下一“书”字。宁恩承见此，不禁感慨万千：“汉公耳聋眼花， 九七高龄，久已不能执笔。只因他对于伯苓先师终身敬仰崇拜，每自称为南开学生，故勉为其难写此三字。”（文：候杰,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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