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曾于1928年至1931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在学校里组织社团，当杂志主编，是当时校园里的一名活跃人物。在这篇回忆文章里他谈及与老校长的交往以及听闻的老校长的一些轶事，文中提到张伯苓所受的蔡元培的影响、与陶行知的往来等等，都是平常少有人提及的。有人说张伯苓对学生的关心不仅限于生活上的关怀和解难，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塑造，文中也可见一斑。

张伯苓校长用“Pioneering”（开拓）这个词儿来概括所谓“南开精神”，这是他办学理念与治校精神的浓缩，归纳精辟，值得玩味。

“我们的老校长”，凡是南开同学，听到了这个称谓，都会知道这就是“张伯苓”三字的同义词。

南开校史的第一页，是以“严家私塾”字样来写的。校长，教员，管理员，都是张伯苓一个人担任。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芦苇杂草都不愿在这儿生长，它是一块地地道道的弃地，倒是蚊子和蠓虫滋生的王国。

张伯苓得到这块弃地，才到处捐款，逐步发展了后来的南开中学。再后来又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及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有趣的是，天津地方话，是把洼地叫做“开洼”的，“南开”也和“西开”一样，是指距南边和西边一带无名洼地的当地叫法。南开中学在南边开洼地方建校以后，都是一直向南开发，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成为一座耸立在东方的世界知名的学校。她是在自力更生中出现的，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军阀混战，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们把开拓者的形象来表现“南开精神”的实质，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

不错，南开的校史，正是一部从无到有的教育发展史，是一座开拓精神的胜利丰碑。

我们的老校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很值得专门研究。我国有句俗语，对一个人来说，须要盖棺，才能论定。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却说过，盖棺也不能论定。我很信服这句话。

教育家可比种树人，一棵树的种子，有的是成心播种的，有的是被风带走的，有的被鸟儿啄食之后，落到更远的地方……

树人要比种树更复杂，也更艰苦。张伯苓在腐败的清朝末叶，选择了这条艰苦的路，揭开南开创业史的第一页，这个起点就是可贵的。

天津是北方初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镇，这也是南开创业的土壤。因而，也必然在张伯苓校长的头脑上打下了烙印。

对于我们的老校长，作全面的评价，我是无能为力的。我现在乘老同学约稿之际，提供有关张伯苓二三事。因为是我切身经过的，别人很少知道的。也许有助于了解张伯苓校长，也未可知。

大概是我在高一那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校长办公室的信封和信笺。开头称我为“京平弟”，下款是属“张伯苓”，我那时，才十七、八岁，我认为称我为“同学”就可以了。信中约我在约定时间到校长室来谈谈，没有别的事。

到时候，我按时而去，屋里没有别人，校长顺便问我的籍贯和学习情况，他更注意的是问我课外读什么书。我告诉他，我读老舍作的《老张的哲学》，他点着头，脸上露出笑容，并且夸说他写得好。在我印象中，他好象不大提到文学似的，所以，没想以他也看了这部小说。接着他又问我，最近蔡元培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青年问题的文章，问我看过吗？我告他发展在《中学生》上，我已看过了。他便问我文章的要点是什么。我说，蔡先生要求青年要有骆驼般的韧性，蜜蜂般的辛勤，第三条我现在忘记了。那时，我把三条都说对了，老校长非常高兴。他还问我看过蔡先生别的什么文章，我告诉他，我读过《以美育代宗教说》《劳工神圣》等篇，他听了频频点头。

老校长说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主张“科学和民主”，言外之意，是对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那时，我已觉察到张伯苓很注意“经济”，后来，他在大学设立了“经济研究所”，但我没有提这个，便告辞出去了。

张伯苓是个实干家，在教育理论上他没有著书立说，至少我未见到过；他又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他的演说集是否有，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可以从这一段经历中体会得到。所以，我才把它写出来。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南京“晓庄师范”被封闭，校长陶行知被通缉时，陶行知被迫出国，他便写一封信给张伯苓，希望他的儿子陶宏能到南开来读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是和南开不同的。陶行知公开反对培养“双料少爷”，但是张伯苓却发给了黎绍基毕业文凭。其实，他并没有入学，只因为他是黎元洪的儿子的缘故。当然，这和南开是私立的，老校长在旧社会中奔走中外，栖栖皇皇、募集基金是分不开的。

可贵的是，陶行知决定把儿子寄托给张伯苓，而张伯苓并不管南京通缉陶行知这个问题，欣然答应，并使陶宏免费入学，也不害怕陶宏把晓庄师范的思想带到南开来。这可以是近代我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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