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过去这么多年后还能让学生这么怀念，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南开似乎做到了，前几年校友们出了一本回忆母校的书《沙坪岁月》，从那些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大致明白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也看到学校的内部是怎样的，校长如何管，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

重庆是抗战时的陪都，政府官员和大人物都汇集于此。南开是当时最好的中学，这些要人们的子弟如果正值中学年龄，当然想进南开。其中不乏读书读得很好的学生，像我们班上谭熙鸿先生的儿子谭叔婴，功课为全组之冠，有一年门门课中他得了六个甲，我们戏称他“身怀六甲”。但有的来头大的子弟不太用功，这些家长有的捐款给学校，有的亲自或挽人来说项。在当时的情形下，张伯苓校长碍于情面，为公为私，都不好完全拒绝。但张校长有一套办法。他会对来人说：“行，我准他（她）进来，不过要是一学期或者一学年后功课不及格，就得‘刷’掉。”言出必行，绝无通融。几十年来我和内子（也是南开同班毕业）在世界各地偶而遇到一些绅士淑女，叙谈起来听我们是“南开人”，也会说他们也在南开念过半年或一年书，内子和我听了就会微笑对看一下，很有趣。

记得初中二年级，坐在我后面位子的是汪文悌，他是汪精卫的孩子，孔武有力，但读书碜不用功，时常欺负小个子同学，我们叫他“蛮牛”。记得他的字写得很糟，文章也不高明。我们的国文老师山东赵毅生先生常常摇头叹息：“汪文悌呀汪文悌，你的爸爸国文那么好，你怎会那么糟哩？”全班同学总是大笑，他也跟着笑。

南开的老师好得实在没有话说，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循循善诱，用天津话讲就是“真棒透啦！”

我们每个学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都有“国、英、算”。国文从白话到古文，从《论语》、《孟子》、《荀子》到《庄子》都得读。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眼着我们升级。他不但给我们扎实地打下基础国学，而且教我们儒道墨法的思想和做人之道。听说当时不少大学想聘他去当教授，都被他推辞了。

孟老师觉得教中学生比教大学生更有意主。他说一个人的“型”是在中学“定”的，到在大小写就太晚了。听孟老师教书真是如洒春风，有时候他老先生高兴，在教室学生座位前后左右穿来穿去，连说带演，极引人入胜。

他还喜欢突然指着一个学生问问题。有一次他走到我面前：“你说，奸巨滑上面是个甚么字？”我一时大胆，用手指回他说：“老。”他狠狠瞪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说：“骂得好！骂得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高中毕业时，承他邀我到他家，问我打算到大学去念什么，他希望我念国文，我的回答却是化学，颇令老先生失望。孟老师于前几年过世。想想自己现在的年纪也到“奸巨滑”上面的那个字了，好怀念他老人家。

英文老师也有好几位：毕世之、童仰之和喻娴文老师。他们的英语发凌晨都很标准，比较近于英国口音。喻老师是校主任喻传鉴的长女。喻主任是一位短小精悍的教育家，襄助张校长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过做校主任这种职位的人，不管把事情做得怎么好，总免不了背后给学生骂。私下里顽皮的孩子们给他取个浑名臭鱼。多少年来这个浑名已经盖过本名，渐渐地已经不再是一个骂人的名字，变成喻老师的一个别号了。

……

南开每一位数学老师都给学生打下硬梆梆的根底。初中的老师是伉铁健先生，一口天津话，其凶无比。上课时要学生个个端正挺坐，双手放在膝盖大腿上，稍一坐歪就是一顿痛骂。问起问题来从不叫名字，只是叫座位的排数和序列：“三排二！”“四排六！”在他班上连气都不敢大声喘。可是教得真好，又由于必须全神贯注听讲，学到的东西真不少。

通常学生对历史和地理课程的兴趣不大。在南开的老师则有特殊的教学法。比如说教外国地理的女老师董心涵先生，利用当时世界大战各处战事动态和攻守形势的比较，把一课外国地理完全讲活了。班上的学生不但上课时有兴趣听，有兴趣讨论，而且下课后还跑到忠恕图书馆去看当天的报，找最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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