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于人的“自我”皆不自由有同情的了解，人间便可减少许多不幸。

 自由是人类一切渴望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项目。人类历史也可说是一部曲折的自由奋斗史。自古希腊诸大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以至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可以看作是追求自由渐进的胜利。“人乃生而自由”指的是权利，即“天赋人权”。由人道精神的发扬，从社会伦理与道德出发，成为政治上的呼求，而归结到法律上自由人权的保障，属于政治方面的自由。另有一种自由，属于个人“精神的超越”而来的自由。这种“自由”，并非生而有之，并非天赋普遍已然，而且恰好相反，生而短缺，可以说是“人乃生而不自由”。

每个人出生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家庭和父母兄弟，生来有什么样的体格、什么样的心智乃至什么样的长相等等，都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生下来之后，环境与命运（我们可以把许多“偶然”的因素集合而称之为“命运”）又使每个人身不由己地被铸造成为某种形态。其间贤愚、精粗、俊陋、善恶、敏锐、刚柔、强弱、寿夭……各不相同。这也一样不由个人所能选择。更可悲的是，我们无法知道“自我”应该是怎么样，甚至有没有一个“自我”的“原型”，也不可知——也许每个人都是众多不可知的、非理性的因素的混合体。所以，每个自我的存在都迹近荒谬。然则，所谓“寻找失落的自我”，认真来说，也只是无稽之谈而已。

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有他对人生世界的看法，也借着这些看法指挥他的行为。这些看法大多都可能只是偏见，因为它们来自每个人狭隘孤陋的经验、残缺不堪的知识，也来自与生俱来的私心。当每个人说：“我认为……”，“我觉得……”或因以对某一事物或人施以动作的时候，不但不可能完全合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见解”甚至并非真正出自“自我”，或许只是习俗与成见。所以，可以说，世世代代的人类只是同处黑暗中患难的伙伴。而且因为各怀其私，“见解”又各有所偏，所以争斗残杀，永无止息。人心之难以彻底沟通，真理之晦暗蒙昧，智慧与力量之短缺薄弱，痛苦之永难消除，人间的“幸福”之不易获得，乃因为我们都生而不自由。

小孩子不自由，因为身体弱小，智能尚未成熟，他们只能在成人社会所布设的迷宫里，辛苦地寻找成长的出路。小孩子的无告、悲伤和委屈，常不为成人所觉察，他们自己也只胖知半觉。

老年人也不自由。衰弱贫贱的老年人，其情形与不幸的儿童相近，而痛苦过之。即使富有而掌握权力的老年人也一样不自由。他们是寄生在下一代世界里的，过去世代的游魂。他们囿于来自过去的陋习与腐见；因为夕阳有限乃或产生妨忌与怨恨，表现为暴躁与苛顽，而且因为生理的退化，极可能有其他种怪癖谬行。很少老年人能跳出自我，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回头观照自己的言行，有所反省，而摆脱“自我”的缰锁。

似乎青中年而处小康，便有较大自由。其实未必。因为这一段岁月，虚荣与欲念，以及权力的竞夺，使他们一样受奴役。人生永远是无尽的煎熬。这是追求自由最初的慧觉，也是产生普泛的同情心的基础。

摆脱这一切不自由的痛苦唯一的途径，就是追求“精神的超越”，获得内在生活的自由。首先得承认并面对“人乃生而不自由”的事实，而寻求认知“自我”不自由的原因。然后扩展我们的同情心——不是以“我”为主体，对他人的怜悯，乃是对一切人类（不分老幼男女，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种种不完美的同情悲悯——我们才能免除或减少因自我不自由所引发的不公、无明乃至腐败、偏私与痛苦。所谓“精神超越”，便是超越不由自主的、那个由先天后天种种因素所混合而成的“自我”的偏执与蔽塞，找到精神上的开豁与自由。

记得胡适之曾引王安石的诗句，说明“同情”的精神。诗曰：“……风吹屋瓦堕，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如果人人对于人己的“自我”皆不自由有同情的了解，人间便可减少许多欺诈、专横、偏执与误解。免于偏蔽与愚昧的“自由”，遂成为一切庄严的人希望以苦修获得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