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到农村去的效果、作用问题上，我想，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两句话：有效果，有作用；但又是有限的。从这一点出发，我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的估计与正视理想实现的有限性。我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包括这次来演讲，都赋予理想的色彩，将其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的一个实际步骤，同时又不对其有过高的期待，用我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将其效果估计为小数点零零零几，但又相信它是正数——是正数，这就够了。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现在再来谈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农民的问题。很多同学在去农村之前，对农民，以及农民对自己的工作的反应、态度，有许多设想，预期，结果一接触农民，一接触农村实际，就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于是，感到失望，以至迷茫。这或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吧。问题可能正出在你的设想、预期，也就是你的理想的想象上。记得胡风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实际所接触的“人民”、“农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存在”，“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强调：“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化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且所谓“阳面”与“阴面”实际上又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农民在沉重的劳动与重重压迫下，常表现出一种坚韧与善良，而这样的坚韧与善良又是以安命、认命的奴隶哲学为其内容的。你能用“优点”、“缺点”这类的简单的二分法、“快刀切豆腐的方式”来加以区划吗？胡风说得很好：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却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面前，是一定要碰壁的。我想，胡风的这一分析是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的：有些同学对农民感到失望，是不是因为多少存在着这样的“心造的幻影”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农民由于长期受到压榨和欺骗，他们是不轻易相信别人（特别是“城里人”），更不随便将心扉向他人敞开。鲁迅就谈到他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并为此而深感苦恼。同学们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有鲁迅这样浓重的“隔膜”感；但知识分子与农民，要真正成为“朋友”，也必然有一个相互认识、磨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也许是格外重要的。

这里讲到“相互认识与磨合”，还有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受到了现代教育，有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但应该意识到，我们本身所受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常常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我们对中国自身的传统，特别是乡村的民间传统更是隔膜的；如果我们不结合当地的实际，不考虑传统资源的利用，只是一味地简单搬用我们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教条，那就会碰壁，甚至帮倒忙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向自己的农民朋友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相互给与，又相互学习，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形成良性的互补。……

还有的同学向我谈到了他们的孤独。这，我是理解的；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孤独正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于是，我又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正因为孤独，你就必须坚持。我经常劝同学们要学学大侠的“定力”，要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第二句话是：要尊重他人不同于你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为“孤独”而陷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芳自赏”。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在多元化的世界，只要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去实现自己的追求的选择，都有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还有第三句话：尽管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或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占据少数，因而感到孤独，但仍要相信，天下自有同道者，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志同道合者的绝对量并不少，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应该采取各种方式，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整体的孤独中创造一个“吾道不孤”的小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西部阳光”行动，甚至包括今天的沙龙报告会，都是这样的“相濡以沫”的努力。……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在这个大的历史性工程中，青年自愿者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特别是开始阶段更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充当“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有几个分队谈到的“发动当地骨干与回乡大学生参与”的经验，就很值得注意。我由此想到了大家到农村去，应该注意发动“三种人”的力量。一是农村里的“能人”，这几乎是每一个村子里都有的，有的是村子里的干部，有的在村子里有着实际的影响与号召力，有的则是村子里的边缘人物，却有着活动的潜力。这些能人有较强的变革的内在要求，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过外出打工、参军、读书等途径对外部世界已经有了接触与了解，因此较容易与同学们沟通，而他们的能量又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正主要应该依靠他们。另一类是地方上的文化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集中在县城里，或掌握了一定权力，是地方新闻、卫生、教育、文化部门的大小领导，或是地方名人，既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又有实力与影响力，你们应该努力获得他们的指导与支持。最后，你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青年自愿者还应该和地方院校的大学生们，县中学的学生们结合起来，不用说，你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他们由于是本地人，自然比你们更容易深入农村。而且从长远来说，农村的改造与建设还是要依靠本土的知识分子。你们所能起到的还是一种促进的作用。

    今天的聊天实在太长了。最后，还想说一点希望。在我看来，青年自愿者参与农村改造与建设有两种方式。大部分人恐怕都是“走马观花”式，是短暂的有限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其主要意义与价值，还是前面所说的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不能要求大家都长期地到农村去，这是不现实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去，去一两次，走一走，看一看，都比根本不与农村接触要好。但我仍希望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能进一步发展为“深入式，扎根式”，献身于乡村改造与建设事业。这其实也是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的理想，他们提出要“以学术立场去建设乡村”，要实现“政治学术化，学术实验化”，这就需要专门的乡村建设人才。中国的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乡建人才呢？先驱者们提出了五条标准：一，“要有本国的学术根底”；二，有“科学的知识技能”；三，有“创造的精神”；四，有“吃苦耐劳的志愿与身体”；五，有“国家和世界的眼光”。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这也正说明，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是一个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命运，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富有“创造”性的，需要“吃苦耐劳”的艰辛而伟大的事业，是可以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且值得为之献身的。可以说，到了新世纪初，历史正呼唤着新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同学们用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应。第一步已经迈出，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作更深入的思考，使我们以后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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