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就说到了今天我想和诸位重点讨论的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到民间去？这其实是你们开展“西部阳光行动”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和我们当年半被迫、半自觉地走向农村不同，你们有一个名称，叫作“青年自愿者”，但你们仍然属于“到民间、农村去”的谱系中的第六代：“五四”的先驱者是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是第五代。那么，作为第六代人的“青年自愿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历史驱动下，重新走向西部，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村的？
    我想了两句话：“今天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作为回答。——在准备这个讲话时，我对这两句话的次序作了点斟酌：应该把哪一句放在前面？最后决定，“我们需要农村”，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会觉悟到自己需要农村？在上次你们的总结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的长久思考。他说：参加这次“西部阳光行动”，“我们的生命多了一层底色”。我想，今天就从这“底色”说起。

……我去年曾到贵州去，和当地的大学生谈到，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人的生命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守者”，即坚守在本土：从世界的范围，就是坚守在中国本土；从国内的范围，则是坚守在自己的家乡。另一是“漂泊者”，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总之是远离故土，到“远方”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固守”与“漂泊”是从来就有的；……固守者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失根的问题；其实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你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不自然就认识这块土地，甚至也会产生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我就这样问过贵州的大学生；你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吗？这就说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却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养于兹，并且辛苦耕耘于这块土地，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青年自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当你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成为你生命记忆中的永恒，以此作为你的生命的底色，今后，你无论走向哪里，那怕是远离故国、家乡，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这里，我要就对教育界的挑战，再说几句。为准备这次讲话，我在重读《晏阳初文集》时，注意到他所提到的一个事实：在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现在有几个大学，他们也有决心打破传统的大学教育，走上乡村建设这条路上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教育史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材，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他并且表示了这样的信心与希望：“我深信有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也会引起全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大运动”。坦白地说，我看到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讲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立刻想到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包括我所在北大的改革，甚至也想到了我自己所写过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文章，在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还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都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也就是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从这一角度看，我以为同学们所组织的“农民之子”、“乡土中国研究会”、“教育知行社”等社团，以及你们所开展的“西部阳光活动”，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可以说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有更多的响应者，引起更大的关注，而且不限于学生，能吸引更多的老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参与，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这无论对乡村建设，还是对大学教育本身，都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三）

最后要讨论的是“我们怎么做”的问题。这或许是在座的同学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恰恰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我所能谈的，只是从历史资料中看到的历史经验；此外，也有上次听了同学们的经验总结，引发的一些思考。

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先介绍晏阳初先生总结的“乡村改造运动的九大信条”：“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二，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三，与平民打成一片；四，向平民学习；五，与平民共同商讨乡建工作；六，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七，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八，乡建是方法，发扬平民潜伏力，使他们能自力更生是目的；九，言必行，行必果”。这里，有两个概念很值得注意：一是“自力更生”，一是“协助”。晏阳初先生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发现、发明、发扬”的“三发”原则：“发现是指我们与劳苦大众朝夕共处中发现了蕴藏在他们身上的无穷伟力；发明是说我们发明了开发人矿、脑矿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发扬则是说我们的整个系统旨在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我们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们不是解放众生的基督，我们只是广大平民的朋友，乡村改造的事业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觉参与，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前述英雄主义、贵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倾向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再有救世主的姿态，一般也不会将农民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可能出现的是另外一些表现形态，这就是我想和同学们讨论的两个问题。

有的同学对自己到农村去所做的工作的效果期待太高，因而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产生怀疑。这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恰如其分地确立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农村问题极其复杂，乡村改造与建设更是一个长期的综合工程，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且正如当年的乡村运动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主要是进行实验工作，这就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实验成果的推广，更是“非藉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说到底，乡村改造与建设应该是政府的工作，民间的介入只能起到一个促进、协助的作用。而诸位作为大学生，力量更是有限，而且又是短期活动，因此，不能产生你所期待的明显的，甚至是轰动的效应，这都是可以预料的。但也并不是劳而无功，青年志愿者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毛泽东所说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由于你们的敏感，能够敏锐地感受时代的要求，首先觉悟到农村问题的重要，并且首先行动起来，这就能够唤起社会的关注，形成某种舆论：这就是“先锋”的作用。由于你们的热情与活力，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把各种力量动员、协调起来。这方面的作用，是绝不可小看，绝不可低估的，我们在在下面再展开讨论。据我的观察，你们的工作往往会产生“瞬间的永恒效应”。在上次汇报会上，许多同学都谈到，你们到农村去，反应最强烈的是那些农村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他（她）们几乎被你们所迷住，因为你们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远方”世界。从教育的角度说，对远方的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是一个人的创造性生命的原动力，它带给人们的是一个美好与神圣的瞬间。一个人，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有或者没有这样的美好而神圣的瞬间记忆，是大不一样的。我曾经说过，教师的意义与价值，就是成为孩子童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我称之为“瞬间永恒”，有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的发展的。在我看来，青年自愿者留在农村孩子的记忆中的，也是这样的美好与神圣的瞬间永恒。而且这是双向的：农村、农民、孩子，也会在你们的生命中留下美好与神圣的瞬间记忆，这对你们自身一生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关于人的生命之根、精神家园的记忆，有、还是没有这样的生命底色，也是大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青年自愿者到农村去的主要作用与价值，是体现在促进自身的健全发展。我甚至想，每一个城市里长大（或许还应该包括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学生，都应该到农村去生活、服务一段时间，那怕只有一次、两次，这是人的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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