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如果说，“五四”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到三十年代就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进行农业科学的普及，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则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发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四是“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的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带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荷泽、济宁等实验区。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１９３４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６００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１０００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在四十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我在这里要和同学们讲述的是我自己这样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无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到那里”，这也同时暴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的。因此，在大学毕业时，当组织上（“组织”也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概念）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是欣然前往的，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老实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要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这十八年里，我与中国的底层社会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尽管我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顺便说一下，听说你们许多同学现在还保持着你们暑期去过的农村点的联系，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今后你们要做什么事，到哪里去，都不要放弃这样的精神根据地。

现在，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大概就是你们的父母的那一代。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想，其动因也是复杂的，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也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习武，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因此，我并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到了文革后期，知青中出现了许多后来被学者称为“民间思想村落”，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入农村以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就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据我知道，文革结束后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变革的推动者中就有当年的知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是对中国２０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今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的。

我们的历史回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现象。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这就是我上次在你们的总结会上，用多少有些文学化的语言说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这两个“为什么”，我想，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但今天也只能出这么一个题目，或许以后我们再来找一个机会，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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